中非共建“一带一路”:进展、风险与前景

姚桂梅

2018年10月17日15:34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非洲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和自然延伸,也是重要参与方。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强调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同非洲加强全方位对接,非洲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满信心。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前景引起高度关注。

北京峰会推动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再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于2013年,其核心内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而2000年创立的中非合作论坛至今已经有18年的历史,在“真、实、亲、诚”理念引领下,其侧重行动、注重实效的论坛机制在实现中非“五通”方面成效显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非洲发挥着“一带一路”建设先行“试水区”的作用。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采取了渐进推广的方式。除埃及和南非这两个重点国家之外,中方还选择了政局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增速和一体化进程较快、对华长期友好的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以及中部非洲国家刚果(布)为产能合作的先行先试国家,待条件成熟后再向非洲其他地区国家推进。截至2018年8月底,共有埃及、南非、苏丹、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塞内加尔、卢旺达九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共有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莫桑比克、刚果(布)、安哥拉、尼日利亚、加纳、喀麦隆13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国际产能合作框架协议。在经贸领域,中国公司在上述19个国家几乎都有代表性合作项目发力对接,且业已取得良好的阶段性成果,初步实现了合作成果的利益共享。

一、逐步探索通过“路、港、电+矿山/园区”系统投资方案实现“五通”

非洲国家对基础设施有着巨大的发展需求。当前,非盟、非洲区域组织、非洲国家都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列为非洲发展的优先选项。中国公司凭借在项目资金、关键技术、施工队伍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较强竞争力,在非洲道路、港口、电力等基建领域大显身手,成为投资和建设的主力军。

在道路建设方面,中国公司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的亚吉铁路、在肯尼亚建设的蒙内铁路、在尼日利亚建设的阿卡铁路、在安哥拉建设的本格拉铁路都已投入使用。在前两条铁路上,中国相关公司还分别拿到了6年和15年的运营权。对非洲东道国而言,“建营一体化”模式不仅有利于破解资金和技术瓶颈,避免项目建设与运营脱节而带来的诸多问题,而且还可以带动铁路沿线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港口建设方面,中国公司在坦桑尼亚建设巴加莫约港、在肯尼亚修建蒙巴萨19号泊位和拉姆港三个泊位码头、在刚果(布)修建黑角新港、在尼日利亚建设莱基港、在喀麦隆建设克里比深水港、在马达加斯加修建塔马塔夫港、在安哥拉承建罗安达港、在阿尔及利亚兴建并运营舍尔沙勒港。这些重要港口要么与重要道路联通,要么在其周边布局临港工业园,对非洲沿海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电力工程方面,2013年,中国承建的加纳布维水电站竣工,在满足该国北部用电的同时,可以向科特迪瓦等邻国出口。2015年1月,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项目建成使得三分之一的苏丹人直接受益。该项目的建成实现了苏丹长期以燃油为供电模式向水力发电模式的转换,在满足当地用水的同时,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2016年,中国企业承建的埃及EETC500千伏主干线升级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竣工,经济社会效益巨大。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燃气发电站电力输出能力,全面增强埃及国家电网整体网架结构的安全性,促进电力能源合理利用。同时,电网升级改造之后将推动埃及乃至中东地区能源、电力装备、原材料等上下游产业发展,为埃及当地创造约7000个就业岗位。

在矿山/园区建设方面,2016年10月,中国黄金集团刚果(布)索瑞米项目试车投产,设计采矿规模约1500吨/日,年产阴极铜两万吨,成为刚果(布)第一个金属采选冶工程项目,填补了该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2015年,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尼日利亚首富阿里科·丹格特签署了价值43.4亿美元的合同,在非洲各国建设水泥厂。为此,喀麦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赞比亚等国的水泥厂将增加2500万吨的生产能力。

进入21世纪,中国在非洲国家开始进行园区建设。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出台“在有条件的非洲国家建立3—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进一步扩大对非投资”的举措大大推动了非洲园区建设的步伐。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共在15个非洲国家建设了20个工业园区,累计投资53.8亿美元,吸引入园企业435家,累计产值193.5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6.2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33534个,在当地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中国在非洲的园区建设为东道国吸引外资、推进工业化进程、增加税收、创造就业、改善民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相比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巨大效能,以扩大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和推进非洲工业化为目的的园区建设仍需同步跟进与强化。

二、2018年北京峰会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开辟新天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经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共有28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掀起了非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潮,为此“一带一路”大家庭里的非洲成员壮大到了37个国家。

此外,论坛会议期间,中国企业签下诸多大单。在基建领域,中铁十六局集团签下苏丹至乍得铁路项目的核心路段——全长2407公里的苏丹港经尼亚拉至阿德里铁路项目。苏丹至乍得的跨境铁路被誉为“贯穿非洲大陆的光荣铁路工程”及“非洲大陆最重要的战略规划项目之一”。中国建筑签下了埃及96亿美元的建设合同,其中包括35亿美元的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二期项目总承包合同和61亿美元的苏伊士炼油及石化厂总承包商务合同。招商局签下了吉布提老港改造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拟通过“前港—中区—后城”模式,推动吉布提经济社会发展。中铁国际签署了科特迪瓦阿比让首都FHB国际机场扩建项目框架协议。在能源领域,中国铁建签署了埃及阿塔卡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框架性合作文件。东方电气签署了埃及汉纳维6×1100MW清洁煤燃烧项目总承包合同。在海洋领域,中船集团签下了几内亚海洋领域一揽子合作项目协议。诸多项目的签署与实施将增强非洲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也将促进中非经贸合作的提速升级。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风险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中非合作的机遇明显增多,但各种风险和挑战也相伴而来。

第一,政局动荡风险。国际合作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多少与该国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密切相关。而非洲部分国家恰恰在政局稳定、政策连续性方面存在不良记录。例如,利比亚内战使得一些中国企业损失惨重;曾饱受诟病的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当前,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两大经济体政局风险较高,尤其容易受到社会动荡加剧的影响,需予以密切关注。

第二,本币贬值风险。诸多非洲国家一直存在外汇短缺的问题,尤其在美元加息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背景下,非洲外汇市场承压严重。2017年,非洲有30多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尤其是几个经济大国外汇贬值严重。在外汇极度短缺影响国内经济正常运行的背景下,埃及央行于2016年11月放弃固定汇率制,让埃及镑根据市场供求自由浮动,之后埃及镑进入快速贬值通道,通胀率从2015/2016年的10.3%上升到2016/2017年的23.3%。尼日利亚货币奈拉和安哥拉货币宽扎也持续贬值。南非货币兰特对美元汇率呈短期波动态势,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南非兰特贬值近20%。非洲国家本币贬值对中国企业原材料进口、生产运营、收益回流等产生较大影响,将直接体现为加大了财务报表中的汇兑损失。如果非洲国家本币进一步贬值,将直接侵蚀项目经营利润,使一些入园企业持续运营陷入困境。

第三,债务违约风险。在全球发展融资格局发生变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大背景下,非洲债务危机再露端倪。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非洲外债总额已经从2015年的5803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6408亿美元,外债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25.3%提高到2016年的27.8%,与此同时,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从16.1%微升至16.9%。世界银行在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政府债务指标继续恶化,负债率中值从2016年的48%上升至53%。从国别层面来看,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重点国家(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加纳)的债务有所加重,而且将在2020—2025年间进行大量还款,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很高,给中非合作带来新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还受到某些外媒“中国加剧非洲债务负担”的指责。

第四,恐袭和安全风险。恐怖袭击风险主要潜伏在北部非洲、西部非洲。在埃及活动的恐怖组织中危害较大的是“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2016年底以来该恐怖团伙已策划多起针对国内科普特基督徒的大型恐怖袭击活动,造成数百人伤亡。埃及政府不得不在2017年4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并在2017年7月和10月两次延长。即使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2017年11月24日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再遭疑似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炸弹与开枪扫射袭击,造成至少305人死亡、128人受伤。这是自美国“9·11”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死亡人数最多的恐怖袭击事件,令世界震惊,也给埃及的安全形势敲响了警钟。尼日利亚北部面临着“博科圣地”极端宗教组织、东南部面临着比亚法拉分离主义者、中部各州面临着农牧民之间的暴力冲突等安全挑战。在南非,刑事犯罪、游行示威、反对外来移民等事件频频发生,其中谋杀和抢劫案件更呈明显增加态势。2018年7月中旬以来,南非北开普省金伯利市爆发严重骚乱,多家华侨经营店铺受到波及。如此严重的恐袭和治安问题,不仅对中国企业的资产和人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制约着中非合作的提质升级。

第五,国际竞争风险。当前,大国对非政策虽较为分化,但都关注中非合作。不仅因为中国已经成为非洲谋求自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贡献者,而且正在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引领者,面临着挤压式的激烈竞争。美国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商业接触,欲与中国分庭抗礼;日本仿效中国,强化日非经济关系,对冲中国影响力;印度加强对非合作,紧盯中国同步跟进,尤其是日印联手抛出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亚非增长走廊”倡议,不可小觑。大国示好非洲,或使部分非洲国家出现复杂的投机心态,加大中非合作的难度。中国对非合作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印度洋沿岸的东非国家将成为竞争的主战场。

中非共建“一带一路”

前景展望

展望未来,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前景广阔。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将为非洲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手段,将为中国拓展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非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将保持升势,“龙狮共舞”携手振兴的趋势不可阻挡。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指引下,中非双方将致力于提高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更加注重改善非洲的民生和就业,更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未来双方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能源资源开发、农业、环保等领域的强力合作,则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和贸易机遇。但要抓住机遇,实现成果共享,首先要进行责任共担,共同补齐风险防控这个短板。

一是尽快缔结和更新与非洲国家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维护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利益。鉴于中非之间现有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存在明显缺失,以及中国在非洲大陆国家利益急剧扩大的前景预判,中国须加快与非洲国家缔结与更新投资保护协议的步伐,以法律手段规避非洲国家政治和商业风险。尤其应将安哥拉、赞比亚、刚果(金)、肯尼亚、南苏丹、乌干达等国作为缔结新条约或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重点对象。

二是加强中非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推动中国安保力量走进非洲,为中非合作保驾护航。为贯彻实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之一的和平安全行动,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中国在非洲的安保体系进行顶层设计;设专门机构负责与联合国、非盟、非洲地区组织、非洲国家等多层面的安保事务协调工作;在军队、武警和警察难以赴非洲保护中国利益的情况下,大力扶持民营安保企业走进非洲并做大做强,成为从事中国在非利益保护的重要力量。

三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防范汇率风险。一方面,抓住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非洲发展融资需求较强的机遇,积极推动境外人民币贷款,鼓励企业在非洲国家以跨国并购、建立经贸合作区或产业园等形式,在产能合作、扩大市场等领域用人民币直接投资,逐步改变当前对非投资中以外币投资为主的局面。另一方面,扩大在更多的非洲国家直接使用人民币的范围。推动货币互换和跨境人民币结算,完善跨境人民币清算体系建设,提高对中资企业走进非洲的服务能力。

四是创新投融资模式,降低债务风险。由于直接投资不会加重主权债务负担,所以应通过创新合作模式来加大对非直接投资的力度。采取援助和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减少非洲国家对外援的依赖,帮助其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所谓援助和投资相结合就是将援助和国家发展战略契合度高的直接投资项目捆绑,将中国援外资产转化为中资企业参股控股的战略资产,提高援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通过前期开发和投资运作,带动中国基建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后续运营管理,提升项目的可持续性和中国的影响力。

五是保持定力,突出优势,通过国际合作化解竞争风险。尽管国际对非合作充斥着浓烈的竞争气息,但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保持自我优势,在对非合作中突出探寻适合非洲发展需求的合作方式、内容和项目,加强与非洲政治精英、媒体智库和民间团体的交流,化解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继续探索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的途径,但中国要牢牢掌握主动权。

本文转自《当代世界》总第443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南非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张进(实习生)、樊海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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