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记录卢秋田外交经历的书籍。 　　资料图片

　　开栏的话

　　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成就辉煌。40年，中国的外交事业开拓进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奋战在一线的中国外交官，用真情、用友谊广交八方朋友，用忠诚、用岁月展现赤子情怀。自本期起，本版推出“外交经纬”栏目，通过外交官的视角，讲述在世界的不同场合，曾经发生过的、亲身经历的一个个难忘故事。

　　我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有28年在欧洲度过，经历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外交从世界舞台的边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见证了中国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

　　在满满的回忆中，有两位外国朋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位是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阿道夫·弗朗克，他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另一位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这两位朋友来自不同国家，社会地位迥异，但我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份友情，成为我40多年外交工作中的一份珍贵财富，也是激昂迈进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对外交往中的一朵浪花。

　　“要带队访华到100岁，一直到走不动为止”

　　1963年至1986年，我前后3次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工作。记得1964年我在使馆文化处工作时，一天，一位领导要我去火车站接一位从卢森堡来的朋友，叫阿道夫·弗朗克。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材高大而瘦削，神情十分慈祥。我把弗朗克送到使馆后，闲谈中问其来访的目的。他说：“我想要一些介绍中国的材料，例如《中国建设》《中国画报》等杂志。因为卢森堡还没跟中国建交，所以我只能到你们驻荷兰大使馆来取。” 交谈中得知，老人当时已经71岁，曾经是卢森堡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59年应邀访华并参加了中国国庆10周年活动。我问他，拿那么多中国宣传材料做什么用？他说：“我就是要让卢森堡政府和人民更多地了解新中国的情况，推动卢森堡同中国尽快建交。”

　　与弗朗克的初次见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西方尚有很多人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的时候，弗朗克却在为介绍真实的中国不懈地奔走努力。后来我还得知，他动员家人将介绍中国的材料挨家挨户地给邻居和朋友送去，还用自己的退休金给外地友人邮寄材料。此外，他每年都会组织两三批卢森堡议员访问中国，为推动两国政界与人民的沟通呕心沥血。如按人口比例计算，弗朗克所在的卢中友协是世界上组织政府官员访华最多的协会之一。1972年中卢建交，既有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也与弗朗克这样的友华友人的多年努力分不开。

　　1986年，我出任中国驻卢森堡代办。弗朗克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在我到任不久就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你来卢森堡当代办，我太高兴了，可是我不愿称你为代办先生，想称你为兄弟好吗？”我说：“太好了，我为有你这样一位大哥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两人在荷兰结下的缘分，在卢森堡又得以延续。

　　我在卢森堡工作的4年里，几乎每周都与弗朗克见面一两次。他开了一家“中国艺术”书店，经常组织介绍“今日中国”的活动，且继续组织卢森堡各界朋友前往中国。据统计，卢森堡有1/3的政界人士在弗朗克的组织下访问过中国，不少当地人称他为“中国的友好使者”。

　　1990年，97岁高龄的弗朗克第五十七次带队访问中国。他对我说，“要带队访华到100岁，一直到走不动为止！”当我1990年底离任回国时，弗朗克对我依依不舍：“我要到中国过100岁生日，你一定要出席呀！”没想到，这次告别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

　　弗朗克对中国的真诚友谊，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弗朗克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见证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其“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这是实至名归。

　　“我只要第三顶帽子！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相识于1993年，直到2018年5月在北京再次相聚，在这25年中我们一直保持友好交往，从未间断。

　　1993年，我担任驻德国公使时与施罗德开始交往。彼时，施罗德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我从波恩到汉诺威去拜访他，商谈关于我国安徽省与下萨克森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问题。初次见面，施罗德热情友好，讲话直率，我们很投缘。当我向他简要介绍安徽省发展情况后，他当即表示同意与安徽省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并拟邀请安徽省领导来德考察访问。他还强调，省州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发展德中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1997年初，我从罗马尼亚调任驻德国大使。施罗德1998年9月当选德国总理后，我们的交往更加密切。在其担任总理期间，中德关系进入发展最好时期之一，两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较大拓展，达成了许多重大项目，如上海和广州的地铁都采用了德国设备和技术，德国宝马公司落户沈阳等等。其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尤为深刻。

　　一件事发生在1999年5月。当时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的轰炸，全世界为之震惊。施罗德访华的安排受到影响，原定4天的国事访问改为1天的工作访问。施罗德按原定时间5月12日抵京。当我在飞机舷梯口接到施罗德时，他面色凝重，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代表德国政府，同时也代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同时对受伤的人员及其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在此后与中方领导人会见中，施罗德再次诚恳地道歉。这次不到24小时的访问，他的真诚犹如当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访问时的下跪之举，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件事是关于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的交流。2000年，有一次我去总理府拜访施罗德，谈到关于人权对话问题。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想听听你的意见。目前的人权对话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他提议建立德中法治国家的对话机制，以这样一个新的机制来深化彼此间的交流。随后我就有关情况报回国内，我方对该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不久，中德双方签订相关协议，当年就举办了第一次中德法治国家对话。至今，该交流已经进行了18次。

　　2003年，我卸任回国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施罗德2005年卸任总理，之后作为外交学会的客人，经常来华访问。今年5月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这已是他第二十三次来中国。当时我笑着问他说：“如果现在有3顶帽子，你选择哪一顶？第一顶帽子说你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第二顶帽子称你是一位德国的前总理，第三顶帽子则赞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只要第三顶帽子！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施罗德多次感慨道：“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中共十九大为中国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现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德国需要中国，欧洲需要中国，世界更需要中国。推动与中国的合作，是我很乐意做的事业。”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作为一名外交官深深地感受到：为祖国广交、深交朋友是外交官的职责，祖国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强大后盾；祖国越强大，外交官说话做事越有底气。在交友中相互信任至关重要，良好的交流是合作的前提，良好的合作是交流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前驻卢森堡、罗马尼亚及德国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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