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薛捍勤

赵厚麟

与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作出的贡献相比，中国人才在国际机构中的比例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对中国来说，让更多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有利于不断熟悉国际机构运行规则，有助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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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国际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

本报赴奥地利特派记者 李 强

“通过与各多边机构不断互动，中国已经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既了解中国，也熟悉多边事务，很多人活跃在各种国际机构的重要岗位上，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并立足其特有的实践经验，为世界各国的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谈到中国人才在国际组织中的状况，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下简称“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如是说。

2013年6月，中国政府推荐候选人、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第四十一届工发组织理事会新任总干事选举中获得一致支持，2017年连任。

1977年，李勇从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被分配到财政部，从事翻译和外事工作。很快李勇发现，许多财经词汇他虽然能翻译，但并不理解意思。恰好，为满足对外开放合作的需要，财政部下属的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办了西方会计学专业，于是李勇成为中国首批西方会计专业研究生，其间还被派往美国的会计事务所学习。之后30年，李勇先后被派往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世界银行工作，在财政部也一直从事涉外事务，参与过东盟“10+3”、二十国集团、亚洲开发银行等多个组织的项目工作。

在李勇看来，专业学历和语言水平对从事工发组织的工作至关重要。他介绍说，这里大多数专业职员都至少拥有硕士以上学位，通常掌握两种以上的语言。“这能够帮助多边机构的人员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扫除沟通障碍。”

谈及国际组织在人才选拔时有怎样的要求，李勇介绍，首先是相关专业领域的经验。以最近工发组织正在招聘的能源管理处处长为例，这一岗位要求应聘者长期从事能源方面工作，对行业现状、发展趋势有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换言之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要足够“专业”。其次，作为国际机构的职员，其言行也要符合联合国的价值理念，包括诚实敬业、尊重多元文化等。此外，地区和国别代表性以及性别平等也是选拔职员的重要参考因素。

李勇认为目前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职员人数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这些中国人才，通过一线工作，可以更好地理解国际通行做法，并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规则和技巧。

与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作出的贡献相比，中国人才在国际机构中的比例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李勇说，“培养国际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近年来中国从战略层面到工作机制上都做了部署安排，比如国际组织实习项目，以及借调到国际机构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

——访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

本报赴荷兰特派记者 任 彦

身穿一袭黑色法袍，胸前系着一条白色方巾，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国际法院副院长薛捍勤给本报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儒雅、干练。

国际法院位于荷兰海牙，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薛捍勤告诉记者，作为联合国最主要的司法机关，由于历史渊源，同时也为了保证司法独立、不受干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中唯一没有把办公地点设在纽约总部的机构。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设一名院长和一名副院长，这两个职位每3年由所有法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选举中不指定候选人，也没有国籍限制，15名法官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投票，获得绝对多数票的法官将当选。在2018年初的换届选举中，薛捍勤当选国际法院副院长，从2月6日起正式履职，成为国际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副院长。薛捍勤表示，“这体现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她认为， 尽管法官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国及本国政府的影响，但国家的因素还是不容忽视的。

国际法院的职能主要有两项：一是对联合国成员国所提交的案件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二是向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各种专门机构就其工作范围内提出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该院受理的案件中，半数以上是国家间领土和边界纠纷。“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推动国际法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薛捍勤说。

《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只有“品格高尚并在各自国家具有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才有资格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在程序上，国际法院法官由联合国大会（联大）和安理会同时选举产生，候选人必须在上述两大机构都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后才能当选。

薛捍勤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和知名国际法学者。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长期实务工作中，她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出席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主持过很多双边、多边国际谈判。2002年薛捍勤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于2010年当选为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主席，成为该委员会历史上首位女性主席。

薛捍勤表示：“在工作中，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期待中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更大贡献。面对沉甸甸的责任，我必须尽职尽责，才能不辱使命。”

薛捍勤回忆道，“在事业的道路上，我常常想起国际法界老前辈王铁崖先生的谆谆教诲，他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在国际法研究方面落后很多，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尽快地成长，将来能与西方国际法学者在同等的学术水平中，共同探讨国际法。’老一辈的殷切期望敦促我们在这个领域不懈奋斗。”

“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应该说今天我们已有了一大批国际法人才，无论在教学和研究领域，还是在事务工作中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薛捍勤表示，“不过，在国际制度的运作，在国际规则的解释和适用方面，我们的能力还需加强，各方面依然还存在着不少的薄弱环节，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去完善。”

“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访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

本报赴瑞士特派记者 方莹馨

在日内瓦万国宫广场的联合国机构群中，坐落着一个比联合国历史还悠久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以下简称“国际电联”）。这个国际组织的“掌门人”是一位中国人。

国际电联是联合国机构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国际组织，其成员包括193个成员国和700多家私营部门实体和学术机构。国际电联的主要工作就是划分全球的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以及制定技术标准以确保网络和技术的无缝互联。今天，我们登录网站、使用手机等都会用到国际电信网络。

1986年，时任中国邮电部设计院工程师的赵厚麟被国际电联正式招聘任职。1997年，中国政府酝酿提名赵厚麟竞选电信标准化局局长，这个位置自1865年至1998年一直由欧洲人担任。选举由190多个成员国一国一票匿名投票产生，经过3轮激烈角逐，他成功当选。此后他又经历了四次选举，都是第一轮即当选。2015年1月起，赵厚麟担任国际电联第十九任秘书长。

这些年来，国际电联大力支持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状况，提高电信服务水平，关注中小企业，为世界营造了更好的信息社会环境。多年的工作经历也让赵厚麟意识到，当代几乎所有的标准都是由欧美制定的，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

1997年国际电联正式启动3G的无线传输技术方案征集工作，中国首次申报移动通信技术体系标准。由于对申报程序和规则不熟悉，文件格式不符合要求，中方差点错过方案征集。赵厚麟获知后马上联系中方相关负责人并给予相关指导。中国的TD-SCDMA最终被确定为3种主流制式之一。

“中国在世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尊敬，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赵厚麟说，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跟随学习、后来的积极参与到如今已引导或主导一些电信技术标准的制定。

赵厚麟认为，如今各国际组织中的中国籍职员人数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并不相称。他建议，需要不断向国际组织推荐各个层级的中国人才，特别是推荐更多青年人到相关国际组织锻炼。

采访当天，赵厚麟的一项日程是与“走进联合国”青年访学团见面。他表示，非常支持类似推动中国青年走出去的活动，近年来国际电联也一直接纳中国青年专家到联合国实习。他建议广开思路，加强青年人才培养，让更多中国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希望在年轻人身上，这需要一个过程。”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8年08月17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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