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峰:美国与东亚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转变为双核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倪峰

2017年09月25日14:18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如果我们把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演变聚焦于国家,那么美国、中国和日本无疑是最关键的角色,而且随着历史的演变,三者的重要性、相互之间互动的广度和深度都呈现出逐层递进的态势。这是我们在考察美国与东亚关系演进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的现象。

中美日互动关系的初步确立(19世纪40年代—19世纪末)

正如在前面两部分提到的那样,由于两大体系的相互碰撞,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将中日两国纳入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两国分别以并非平等的身份确立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开始涉入东亚事务,但是这种涉入与英、法、俄相比并不处于显著位置。面对西方的入侵和强加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都开展了自强运动,在中日之间,实际上也展开了一场近代化竞赛。由于历史上中日之间存在着某种师生关系,天朝大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以强烈的刺激,使之在自强运动中采取了更彻底、更面向西方的政策。

美日围绕着在华利益的争夺(19世纪末—1945年)

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确立了东亚强国的地位。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更深地卷入东亚事务。中国成为美日两国擭取利益和瓜分的对象。美国主要采取的是“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而日本在列强中对中国抱有更大的野心。它企图独霸中国的一系列举动最终导致中日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并与美国在在华利益上的矛盾逐步尖锐化,这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起因。在战争中,中美结成同盟,日本被彻底打败,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则自近代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冷战中的特殊博弈(20世纪40年代末—1989年)

二战结束后不久爆发的冷战迅速将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嵌入了冷战的轨道。而冷战期间,由于中美关系的变轨呈现出两个明显不同的分期。1947年,随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冷战正式开启。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及其“一边倒”的政策促使美国的东亚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开始扶植被打败的日本。而朝鲜战争上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敌友关系最终确定下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美日安全条约》,遏制中国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内容,而日本基本上紧随其后。美国的这项政策在东亚地区造成的不仅是冷战,而且爆发了局部热战。尤其是越南战争,使美国深陷泥潭,不仅实力大损,在与苏联的对峙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还导致了国内分裂和“领导”世界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而此期间,日本利用美国的扶植以及各种有利时机重新崛起,美日关系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明显均衡化的趋势。

为了确保冷战主战场——欧洲的实力优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计划从东亚地区后撤。为了平稳、体面地撤退,美国迫切需要改善与这一地区主要对手——中国的关系。而对中国来说,由于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以及60年代末的中苏边境冲突,受到了来自北方沉重的军事压力。这些因素,使得中美两国相互成为对方尚未开发的最重要的外部战略资源。1972年两国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引发了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一次最重大的重组。在全球层面上,出现了“大三角”的国际格局,使得苏联在地缘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改善导致日本迅速恢复了与中国的邦交,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中、美、日三国非正式的反苏同盟,这不仅大大改善了三国的国际环境,而且为三个国家之间加强联系、协调关系、共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空间。从1972年至1989年的18年间,是近代以来少有的中美、中日、美日关系都保持良好状态的时期。这种良好的状态不仅使三国获得了重大利益,而且为整个东亚的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背景。

相互包容和排斥(冷战结束至今)

冷战结束,使中美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第一,三边关系摆脱了冷战的羁绊,更加反映亚太地区本身权力政治的影响,中美日成为决定地区格局最为关键的因素。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包括中美日三国在内绝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第三,中美日三国的力量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在力量分布上,三国的摆布由90年代的美国独大与中日双雄并立向中美双雄并立与日本尾随的方向发展。在力量对比上,美国在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由于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综合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下降的轨道。对日本来说,冷战的结束几乎是终止“日本奇迹”的开始,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被称为“失去的20年”。而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一时期,国力高速成长。例如,在1991年,中美日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4090亿美元、59959亿美元和34789亿美元,而到了2015年三国的数据分别是110077亿美元、180366亿美元和43830亿美元。在1991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8%、日本的11.8%,而到了2015年,中国的GDP已是美国的61%,是日本的2.5倍。

上述变化趋势,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互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就中美关系而言,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非敌非友”的定位之外,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是可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新兴力量,一方面通过“接触”战略试图将中国的发展导入美国所期望的轨道,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不断加强在东亚的同盟体系来防范中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这一行动持续发力的新版本。中美关系总体呈现出合作面拓宽,战略竞争加剧的态势。就中日关系而言,与美国相比,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对华认识上的转变更为深刻。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作为现代化竞赛的优胜者,一直用一种俯视的眼光看待中国。二战之后,增加了一种忏悔心情。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急起直追以及反超,日本变得日益焦虑,加之两国在历史上遗留的创伤并未愈合、还存在着领土争端,这些都使日本对中国的认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日本的作为越来越像是一个针对中国的“神圣同盟”的“桥头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总体呈下滑态势,一度刷新自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低点。

就美日关系而言,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初期短暂的“漂流”之后,美日两国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为此不断要求日本在同盟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美日同盟日益紧密和外向化,而日本则借机不断向所谓“正常国家”迈进。总之,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竞争的色彩在不断加重,为世界上这个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纵观美国与东亚关系演进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与这个地区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末。在这个百年中,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是一部自东向西、美国以一种强势撞击的方式走进该地区的历史。第二个百年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个百年中,美国一直在这一地区扮演关键角色,而且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外来角色,而角色的内容不断地在列强、平衡者、拯救者、塑造者之间切换,美国与这个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也在敌友之间反复变换、几经战火,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和情感纠葛。放眼这200多年的历史,美国和东亚地区都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美国从一个偏隅北美的国家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而东亚地区,尽管曲折和相对滞后,也由一个落后封闭的地方发展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独享“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时刻,虽有意东顾,但野心膨胀,最终却深陷中东。2008年金融危机突发,加之两场战争的拖累,蓦然回首,美国发现,经济复苏、霸权维系、战略归依的真正落脚点正是太平洋连接的广大地区。而这一地区巨大的发展空间以及依然复杂的内部关系,也为美国的再次东顾留下了空间。

但是,今天的东亚不是当年的东亚,双方之间的互动早已从异质体系的碰撞转变为同质体系的互构,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转变为双核竞争,双方的关系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尽管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由优势扩展逐步降低为优势确保,但美国确保优势的目标与能力之间落差在不断加大,日益感到力不从心,甚至心生倦意。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带有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色彩的特朗普认为,在安全领域,美国过度地承担了国际安全的责任,让美国的盟友免费搭车。为此,他要求盟国为美国分担负担,称“美国在保护欧洲、亚洲盟友安全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这些国家必须为此付费”,否则“美国就应让他们自生自灭”。他还表示,日本、韩国不能永远依赖美国。在经济领域,他认为,中国、日本、韩国对美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盗窃”美国工作机会,坐拥“巨额贸易盈余”。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三天,他便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这些言行,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东亚各国都引起了极大的困惑。将特朗普言行和这些困惑结合起来看,可能正好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到了一个需要深度调试的节点。如何使这种调试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太平洋两岸需要以一种更为平等、包容的方式共同探索和谐共处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倪峰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5期发表《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考察——兼论中美日三国互动及地区影响》。

(责编:贾文婷、王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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