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25日正式迎来“贱民”阶层出身的总统考文德，这是时隔20年来的第二位“贱民”总统。由于考文德的竞选对手也是“贱民”，这让很多人感觉“贱民”在印度愈发受到重视，他们的春天来了。实际情况远没这么乐观。印度法律废除种姓制度几十年来，尽管身处最底层的达利特人(也被称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生活大有改善，从政界到商界出现不少精英，但他们毕竟是2亿“贱民”中的极少数。在受印度教支配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农村，大多数“贱民”依然深受传统“潜规则”束缚。虽然现代民主选举制度让“贱民”成了选举季的香饽饽，但现实却是“这边是有人当了总统也不为身世所扰，那边是被谋杀、强奸致死才会引人唏嘘”。

对比——有人当总统，有人在绝食

“一名达利特人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但在安得拉邦的一个村庄，300个达利特人家庭却面临着社会排斥。”25日，“贱民”出身的考文德正式宣誓就任印度总统，这对群体庞大的“贱民”阶层来说是个大日子，但“今日印度”网站报道称，安得拉邦的300多个“贱民”家庭当天却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遭高种姓群体歧视。

事情缘起于4月24日当地达利特人竖了一尊安贝德卡尔(“贱民”出身的律师，被称为“印度宪法之父”)的雕像，但遭到高种姓社区反对，雕像不到几小时就被不明身份人士移除。不仅如此，由于达利特人主要是务农但没有土地，高种姓的土地所有人拒绝继续雇用他们。

新德里电视台26日关注了考文德家乡北方邦达利特人社区的反应。文章称，考文德就任总统在达利特人占多数的穆巴拉克普尔村几乎没引起反响，大家对他会不会给达利特人带来好运莫衷一是。一名达利特药剂师提到，当地村民不久前建了隔离墙。这篇报道称，在距该村5公里远的另一个达利特人聚居村庄，很多人还不知道考文德是谁。

不只是处于底层的达利特人，对很多印度人来说，考文德都是一个生面孔。有分析称，执政的人民党推出考文德，是为了争取2019年大选“贱民”的选票，毕竟这个群体有两亿人。有“贱民”抱怨，与其这样，不如让“贱民”可以进庙，可以从井里取水……

处境——从歧视到暴力

“‘贱民’就如同‘无产阶级’一词一样，代表‘受压迫的人’，近年来在印度社会被广泛使用。”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所主席、德里大学前政治学教授马诺兰金·莫汉蒂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印度宪法明确反对种姓歧视，法律允许‘贱民’进庙、打水，但那只是在法律层面，现实生活中对‘贱民’的歧视并未消除。”

印度人约八成信奉印度教，他们一出生就位于种姓的阶序中。按照印度教传统教义，高种姓的人仅看到达利特就是被污染了，更不用说接触。达利特在古时候出门时要随身携带一个袋子，用来装自己的排泄物，以免污染土地;他们如果白天出行，要带一个铃铛，提前摇铃提醒人们躲避。

即使在今天，在一些印度乡村地区，如果你看到有人走路时鞋子不是穿在脚上而是提在手里，那一定是达利特。因为“贱民”经过高种姓人群居住区时，必须赤足。还有“贱民”骑车经过高种姓居住区时，必须下车推着走。

在印度的乡村走一走，会发现很多村庄由两部分组成，村外是一个小聚居区，这个“村外村”就是“贱民”的居所。普通村民一般不会到访“贱民”的家，“贱民”除进村提供服务外，也不会去串门。普通村民使用的神庙不允许“贱民”进入，水井不允许他们使用。

《纽约时报》一篇关注印度“种姓歧视”的文章曾讲过一个案例：一位痛心疾首的父亲向警察报案，说自己的女儿失踪了，警察却问“你是什么种姓？”当他透露自己属于某个低种姓后，警察大加嘲笑，对他不屑一顾。几小时后，他12岁女儿和14岁侄女的尸体被发现吊在一棵树上，两人都遭到强奸。

该文称，上层种姓很少因强奸达利特人而被投入牢狱，如果他们需要为自己辩护，随时找得到说辞：我们决不会去碰低种姓女人。1995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名达利特女性提出的轮奸指控被法官驳回，理由就是“上层种姓的人不可能强奸一个低种姓女人来弄脏自己”。

根据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2010年的一份报告，针对达利特人的犯罪每18分钟就发生一次;平均每天有3名达利特女性被强奸，2名被谋杀。达利特人不但安全堪忧，整体生存质量也相当低下：约37%的达利特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00名达利特儿童中有83人不到1岁就夭折，12%活不到5岁。

印度内政部国家犯罪记录局的统计显示，2009—2015年，针对达利特人的有记录犯罪事件约为22.7万起;2009—2013年，达利特人遭遇谋杀事件为3194起，7849名达利特妇女被强奸。由于被告及其支持者(包括警察)毁灭证据、阻挠审判、威胁证人，这些案件的定罪率非常低。

照顾——“保留政策”几十年

印度社会对达利特人的遭遇并非视而不见。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贱民”民权领袖安贝德卡尔的大力倡导下，印度宪法不仅明文规定种姓歧视非法，还对“贱民”和边远部落实行“保留政策”，即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高等院校为其保留一定名额。由于这些族群被宪法附表列名，因而被称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

记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走访时发现，这里对“列表种姓”的照顾比例相当大，可以说有近一半学生都是被照顾的“弱势阶层”，他们中有不少人家乡远在印度南方或东北部。这些学生共同的特点是勤奋好学。

记者在尼赫鲁大学有一位博士朋友，皮肤黝黑，信奉佛教。后来经人指点才知晓，这种长像“很印度”却信佛教的人很可能是达利特人，但他们很少提自己的出身，而是默默奋斗。

为摆脱受压迫的命运，不少达利特人改变宗教信仰。有统计称，印度近90%的佛教徒、1/3的锡克教徒、1/3的天主教徒及多数穆斯林都曾是“贱民”阶层。但整体看，改宗者仍是少数。

印度政府为达利特人出台了很多法律，比如1955年的《公民权利保护法》、1989年的“反暴行法案”等。2015年，“反暴行法案”修正案明确指出，达利特人有权使用公共设施，有权进入宗教朝拜场所，如有人故意干扰，将被认为违反“反暴行法案”。

几十年来，多方努力取得不小成效，尤其是“保留政策”在打破种姓制度造成的职业世袭，提高“贱民”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贱民”出身的杰出人物不断出现，在政坛，出现了两位总统，出现了首席大法官、议长。有“贱民女王”之称的玛雅瓦蒂曾四任人口最多的北方邦首席部长。

“贱民”受到的重视从这次总统选举即可看出。《印度快报》称，人民党主席宣布考文德为候选人时，15次提到他的种姓背景，国大党被迫也推出了达利特人候选人，“‘做达利特人’突然成了印度政治的一个美德。”

但在一些达利特人看来，选举一过，恐怕就无人继续关心他们的处境。而且，尽管达利特人在立法机构有一定比例席位，积极为他们说话的却不多，这些政客一方面受限于属于不同党派，另一方面对本党高种姓上级心存畏惧。

种姓——处于核心又讳莫如深

有印度学者认为，某种程度上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印度社会的核心，正因为其处在“核心”，表面上反而看不到它，它在暗中影响着这个社会的运行。种姓制度很复杂，它与肤色有关但又不绝对，它与职业相关但又不尽然。

记者有一次在新德里的医院看病，遇到一位白皮肤、谈吐儒雅的医生，看他签名是姓沙尔玛，基本可以确定是婆罗门。但印度当代也有底层种姓的印度教徒举家皈依其他宗教甚至改姓的特例。有时候在工作场所，人们会有意识地淡化种姓痕迹，一些低种姓的人喜欢“隐姓埋名”，比如统统自称“库马尔”。记者曾打电话到印度外交部找一位此前见过的工作人员库马尔先生，结果电话那头传来笑声：我们办公室有十几位库马尔，您找哪一个？

种姓在印度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你问印度人，很多人会说种姓制度已经消亡，不存在种姓歧视。对于种姓阶序最底端的“贱民”的情况，许多人更是讳莫如深。记者最近就“贱民”问题采访数名印度人，其中包括两名印度记者和一名学者，都遭婉拒。

印度种姓问题的复杂，还体现在近些年屡屡爆发的“逆向歧视”骚乱上。去年初，哈里亚纳邦一个叫做“贾特”的高种姓族群强烈要求享受国家给予低种姓的政策优惠，示威者在全邦多地封锁道路，烧毁车辆建筑，破坏输水渠道，使首都地区上千万人面临水荒。

莫汉蒂对记者说，在城市，“贱民”的处境要好很多，很多伟大的学者、作家、科学家、法官以及公务员都有“贱民”背景。但在农村，歧视还很常见。彻底消除种姓歧视是个缓慢过程，不是仅凭出台法律条文就能做到的，还需要创造其他相应条件，比如土地所有权、享有政策决定权等。

莫汉蒂认为，两位“贱民”总统的出现毫无疑问对“贱民”阶层是种激励，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但并不能给他们带去实惠。民主选举和“贱民”权利运动，为促进社会平等做出贡献，但要实现安贝德卡尔提出的“消除种姓”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周良臣 张笑竹 邢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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