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暴恐事件频发、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构筑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西方社会乱象丛生、暗流涌动，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但西方社会对此却并不自知。这是为什么？从学术界来看，西方左右翼学者的话语权严重失衡，一些偏颇的思想舆论缺乏有效制衡，是一个重要原因。

　　右翼学者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知而不语

　　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西方之乱”的导火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为解决国内矛盾，一些西方国家打着反恐的旗号，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造成了阿富汗和中东一些国家的混乱。反过来，对西方国家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国家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国家疲于应付，加剧了西方国家之间及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分裂。

　　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的严重性，尽管世界各国有目共睹，但西方右翼学者仅仅将其原因归结为金融自由化、宏观政策失误或技术发展差异等非制度性因素，没有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视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当前的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正在演进的阶段”，走出危机是早晚的问题。

　　众多西方右翼学者对“西方之乱”视而不见，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自我优越感作祟。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地区冲突的发生，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其在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因此，任何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西方社会乱象的声音，都是西方右翼学者所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激进运动的力量过于弱小。近些年，除“占领华尔街”等零星运动之外，西方国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有组织的激进运动。此外，西方国家面对着恐怖主义等外部压力，这减缓和转移了其国内斗争的压力。这些情况给西方右翼学者造成了可以高枕无忧的错觉。

　　少数西方右翼学者虽然意识到了“西方之乱”，但他们看破却不说破，宁愿选择知而不语或者含糊其辞。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政治投机。有的右翼学者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他们依附于政党、政府和政客，专门为现行政策作辩护。二是利益代言。有的右翼学者依附于跨国企业、大型财团，甚至本人就是企业家或大企业的股东，为现行政策鼓噪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是避免政治迫害。西方国家尽管标榜民主自由，但实际上难以容忍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这导致有的学者不敢就现实政治问题发表真实意见。

　　左翼学者要么势单力薄，要么开错药方

　　“西方之乱”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看到了“西方之乱”的症结所在，对这些乱象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揭露。比如，在经济领域，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和大卫·科兹都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视为当前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生存危机的根源。又如，在政治领域，有的左翼学者对西方金钱政治的虚伪本质进行了质疑，认为西方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民主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的工具。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对“西方之乱”的揭露和批判，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势单力薄，声音自然微弱。在当今西方国家，左翼学者的人数本来就少，有重大影响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他们的声音难以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更谈不上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还应看到，西方左翼学者大都没有切实可行的变革方案，“未能缔造出超越社会—民主党派的党派和社会运动”，也没有深度参与工人运动，因而不能为群众利益发出呼声。“作为纯粹的理论家他们是无齿的老虎，只有舌头”，无法凝聚改变现实的力量。

　　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比较深刻，如法国学者德里达曾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历史终结论”进行抨击，认为资本主义非但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早已千疮百孔，必然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所取代。但他们对令人不满的危机提不出可行的出路，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也开不出真正管用的“药方”。比如，德国学者萨拉·萨卡等人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用，转而运用生态学分析资本主义危机；英国学者詹姆斯·富尔彻则干脆将资本主义终结的希望寄托于生态灾难。其实，肇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并未过时，其基本思想和观点仍然是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依据。试图靠生态学方法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西方之乱”，甚或寄希望于生态灾难，显然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6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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