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

　　在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德语作家，不是名气最大的歌德或席勒，而是来自奥地利的斯蒂芬·茨威格。中国读者眼中的茨威格，是杰出的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故事曲折、文笔生动，尤以细致刻画女性心理见长，他写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和众多名人传记，也在国内出版多次。然而，在茨威格逝世75周年的今天，我们缅怀的不仅是作为作家的茨威格；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更加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作为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茨威格。

　　茨威格于1881年11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企业家家庭。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不仅是奥匈帝国的首都，更是世界知名的文化大都会。欧洲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渗透交融，艺术和文学因此呈现出花团锦簇、琳琅满目的多元景观。尤其是以赫尔曼·巴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等作家为核心的维也纳现代派，在当时的欧洲文学界盛极一时，不仅使维也纳成为德语文学重镇，而且在继歌德、席勒等浪漫主义文学后，再次使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笑傲江湖。

　　从文学神童

　　到心理描写大师

　　茨威格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如痴如狂地爱上了文学。他16岁就开始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成为二战之前欧洲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的每一本书，“在德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天，就会售出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告”。

　　18岁时，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同时继续文学创作，190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艾丽卡·艾瓦特的爱情》，描写一位年轻女钢琴师忧伤的初恋。1908年，他将自己的第一部戏剧，充满敬意地呈献给弗洛伊德，从此与年长25岁的弗洛伊德结下了忘年交。茨威格视弗洛伊德为自己和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之父，在他眼中，弗洛伊德创立的心理分析，是一场使每个人都深受震撼的“革命”。在接下来的文学创作中，他把心理分析运用得风生水起，例如《灼人的秘密》《马来狂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代表作。茨威格尤其偏爱而且擅长描写女性的心理，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情感炽烈但命运凄惨的女性形象。发表于1922年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小说中连名字都没有出现过的陌生女人，对作家飞蛾扑火式的爱，不仅令普通读者唏嘘，也深深打动了高尔基，高尔基认为这是一篇杰作，盛赞茨威格是“世界上最了解女性的作家”。

　　茨威格撰写的人物传记同样享誉世界，其中最被称道的是他为几位作家同行所写的传记。1920年的《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启了他称之为“精神类型实验”的系列写作，连同1925年的《与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和1928年的《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统称为《世界的建筑师》，因为这几位作家，以各自的人生和创作为人类搭建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文学世界。在这三部曲中，茨威格一反传统的记录式传记写作，不拘泥于客观描述，对每一位所描写的作家都抱以深切的情感，用心理分析方法来探索他们的深层心态，突出性格塑造，进而将读者引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这种独特的传记写作方式，开创了心理传记文学之先河。托马斯·曼曾赞赏茨威格具有“把历史时刻和人物形象，从心理学上和艺术手法上描写得栩栩如生”的天赋。

　　以生命铸就的

　　人道主义者

　　茨威格虽然自称是“非政治性”人物，但其行为和作品处处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道精神。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四处游历，足迹遍及欧美亚非，结识了很多著名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如罗曼·罗兰、高尔基、维尔哈伦、罗丹、纪德等，这些朋友都对茨威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曾表示，“我的内在教育，始于与我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维尔哈伦、罗曼·罗兰、弗洛伊德、里尔克的友谊。”此处的内在教育，更多是指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是欧洲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承。正是在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的直接影响下，茨威格在一战爆发时，并没有像欧洲许多知识分子那样，表现出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战争的狂热，而是坚定地站在和平立场上，奋笔疾书，呼吁和平，开始了“一个人的战争，一场反对背叛理性的战争”。

　　作为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茨威格写下了很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短篇小说《日内瓦湖畔插曲》和《旧书商门德尔》控诉了一战对普通人的精神和肉体双重伤害。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带着欧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烙印。他的最后一篇、也是其最著名的小说《象棋的故事》，通过描写一个流亡者在船上下棋时的怪异表现，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将纳粹的非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纳粹党1933年在德国上台后，很快开始焚烧并查禁所谓“违背德意志精神”的书籍。茨威格位列第一批被封杀的作家黑名单上，他预感到灾难迫在眉睫，于1934年2月流亡伦敦。1939年二战爆发后，他经美国、阿根廷、巴拉圭流亡到巴西。1942年2月22日夜，茨威格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寓所服安眠药自杀。茨威格的自杀，深深震动了世界文坛，甚至引起了许多流亡作家的愤慨和怨恨。包括托马斯·曼和汉娜·阿伦特在内，有些人认为他过于敏感、脆弱和消极，他自杀的行为是对所有流亡者共同命运的背叛。

　　的确，茨威格一生衣食无忧，还经常接济困顿的同行。即使流亡异国他乡，也从不必为生计所困。当时的他已远离了纳粹魔爪，在巴西被奉为上宾，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每次讲演都是万人空巷。他看似根本没有自杀的理由。其实，茨威格在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早已下意识地写明了他自杀的真正原因。《昨日的世界》的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清楚展现了茨威格对欧洲文化和欧洲集体意识的强烈认同感。在他看来，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欧洲处在一个高度文明和祥和的“黄金时代”，人们坚信，“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然而，二战的爆发标志着“造就和教育”了茨威格那一代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他目睹了理性的失败和野蛮的胜利，见证了人类文明跌落到最低点。在自杀前的绝笔中他写道：“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的自杀，并非对纳粹暴政的消极逃避和投降，而是对后者做最后的、无声的、最有力的控诉。他以死宣示了他对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无条件坚持。他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对人类的热爱、期望与警示。

　　75年过去了，来自昨日世界的茨威格，其人和作品所散发出的人道主义光芒，穿越时空，依然在人类的星空中闪耀。

　　人物速写：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25日 07 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