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讯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联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盘古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等共同发布《中美智库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中美关系处于重要转型阶段。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过去三十多年来最深层次转型, 两国 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难以做出明确判断, 由此带来巨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感。 中美关系进入一种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的 “新常态”, 而分歧与竞争的一面更受两国国 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人们过去常常讲, “中美关系好 也好不到哪里, 坏也坏不到哪去”。现如今, “中美对抗可以坏大事, 合作可以成大事”。 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 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中国和美国各自内外政策都出现了重要变化。 就中国而言,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正在开启新一轮改革进程, 其艰巨程度不容低估。 此外,中国GDP总量已突破10 万亿 美元, 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25%以上, 已经成为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实现了初步的崛起, 开始努力从全球的视角审视和推进外交政策, 中国的海外利益快速扩展, 也要求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事 务, 并在世界政治、 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确认自己新的定位。中国希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在中国看来, “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举措是对既有国际秩序的补充和完善, 而非 “另起炉灶”、 试图颠覆国际秩序。 美国则面临 “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挑战, 即便美国国内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分歧。 美国正致力于推进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 包括重塑制造业优势、 减少财政 赤字、调整移民政策、 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 提高能源效 率, 以及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美国还需要应 对经济不平等加剧、 政党政治 “极化”、政治体制 “失能”等国内挑战, 有人担心美国社会中的“裂痕”正在加大。 在对外政策上, 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 “全球领导地位”的追求, 并通过维系同盟体系、 重塑国际规则、 主导国际机制等方式巩固这一地位。 美国对使用武力变得更为审慎, 更加注重寻求合作伙伴与其分担国际责任。 从GDP总量等指标看, 中国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在缩小, 目前中国GDP规模相当于美国的约60%, 但在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与美国差距仍较大。

第二, 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全球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 双方围绕国际秩序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应当看到, 中美关系中的 “规则之争”有所加剧。 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治理和国 际体系变革, 在政治领域, 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 美国则继续鼓吹巩固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推动 “世界民主化”, 实则坚持具有排他性、 “你输我赢”色彩的规则。 这两种规则理念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经济领域, 美国希望全面调整国际贸易规则, 强调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 针对限制国有企业、提高劳工标准、 信息自由 流通等制订新的国际规则, 对中国加大施压。 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退出TPP, 但美国将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将新的国际规则付诸实施。 此外, 中美在国际海洋法、网络安全等方面也存在分歧, 缺乏在规则上的共识。 当前,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全球化仍在前行但势头受挫, 特朗普和欧洲的一些政治人士对全球化似乎持消极态度。 各国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普遍上升, 社会分配不公带来贫富差距加大, 技术创新增加了失业率, 教派族群矛盾突出, 难民问题严重, 社交媒体发达的同时 也加深了社会撕裂, 带来对政治精英不满的放大效果。 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威胁增大, 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关系存在很大风险。 影响全球安全与稳定的 “失序”现象越来越多, 迫切需要加强中美等大国协调合作, 加强 国际秩序建设, 促进全球范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 中美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如何阻止大国再次走向集团对抗、 如何保障全球基本稳定、 如何实现 “全球化2.0”、 如何完善 “以共同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等。

第三, 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正在重塑, 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近年来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 整, 增加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活动, 巩固亚太安全同 盟体系, 高调介入南海争端, 部署 “萨德”系统。 这些举 动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实施对华 “遏制”战略的疑虑。 中国 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更为积极主动, 通过 “一带一路”等倡 议强化影响力, 同时坚定捍卫领土主权权益。 美国努力 “重返亚太”, 中国则努力立足亚太、 走向全球。 百年来, 中美首次在亚太出现利益的直接对撞。 如果中美在亚太地 区的分歧和摩擦得不到有效管控, 未来几年, 很可能在亚太形成以美国同盟体系为一方、 以中国及其战略伙伴为另 一方的 “对立”态势。 中美两国军方或执法部门在南海等区域或会发生武装冲突。 朝核、台海等问题也可能成为中美冲突的“导火索”。

第四, 两国决策环境出现变化, 国内因素、“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增大。 中美各自国内的政治、 经济、 社会生态 都处于深刻调整期, 都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社会民粹现象 等问题。 社交媒体日趋发达, 民意对决策层的影响增大。 尽管两国政府层面保持顺畅沟通, 交往气氛尚好, 但两国的民间舆论往往 “不买账”, 期待政府更加 “强势”。 中美关系中任何 “一招一式”的不当, 都可能引发舆论战。 这种国内政治背景和舆论环境, 加大了中美政府达成战略谅解的难度。 此外, 近年 “第三方因素”集中发酵, 中美关系日益受到朝、 韩、 日、 越、 菲、 俄等 “第三方因素”的牵扯。 值得强调的是, 两国之间在价值观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仍很突出, 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大阻碍。 美国对华战 略以其价值观为基底, 这是中美矛盾 (人权问题、“颜色革 命”等) 的直接来源, 中国对美损害其政治安全、 政权安全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近年, 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判断, 成为美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针对中国制定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法》 等做法, 美方人士多表达不满。 他们对中国政治、 经济的新形势表示不安或不解, 并因此更加担心中国在对外行为中放弃 “韬光养晦”方针, 对邻国、 对美国咄咄逼人, 图谋排斥美国, 成为亚太地区新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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