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提出三年多来，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实践证明，“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提供互联互通、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全球治理等物质和理念上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不是口号，而是在扎实工作基础上的真实存在。

自2013年提出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已三年有余，在国际上取得广泛共识。2016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以点带线、由线带面，扎实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实践证明，“一带一路”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可以为世界提供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等器物层面的硬贡献，还可提供理念和制度等非器物层面的软贡献。“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不是口号，而是在扎实工作基础上的真实存在。

全方位的互联互通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指出，“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总结起来，互联互通主要是基础设施、人员交流和规章制度的互联互通，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为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指引。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在推进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初步成型。“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自身资金、技术、经验优势，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同建设基础设施。

在交通设施方面，泛亚洲铁路网络雏形正现，中国—老挝铁路全线开工，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中国—泰国铁路蓄势待发。跨境铁路贯通欧亚大陆，义新欧、渝新欧、汉新欧等班列满载货物，飞驰在欧亚大陆上，进一步增进了欧亚两大洲的经贸关系。在港口建设方面，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建设进展顺利，斯里兰卡汉班托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建设运营稳步向前。此外，电力设施、石油天然气开发、管道建设等相关大型建设项目也已进入积极推进阶段。这些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杰作，构成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的壮丽画卷。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保障，同时还大大推动了沿线区域和次区域之间的融通。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尤斯蒂娜指出，“波兰希望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将本国打造为中东欧地区的交通中心，以更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将中东欧其他“内陆”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联通起来。”她还指出，“‘一带一路’框架下欧洲跨国铁路可缓解东西欧之间的经济不平衡，推动中国和欧洲以及欧洲内部的互联互通”。

二是建设民心相通工程，推动沿线国家人员往来活跃频繁。以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为物质保障，以国家间签证便利化为政策保障，以旅游、互派留学生、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民间组织交流等为载体依托，“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的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以留学为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学生数量明显增加。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增长幅度超过10%。生源排名前15名的来源国中，泰国、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等十个国家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三是通过发展战略对接和自贸区建设推动规章制度互通。截至2017年4月，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极大地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接。在自贸区建设上，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很难用一个标准、一个规则来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依据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原则，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灵活多样的自由贸易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推动上合组织自贸区建设、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进程、中国—中东欧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还与沿线其他国家完成或正在进行双边自贸区谈判。以自贸区建设为抓手，加快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及沿线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市场准入、海关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规章制度的联通并不是追求趋同，而是将不同规则打通，产生协同效应。

新型国际金融机构

当前，有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亟待提升，但资金短缺问题突出，据估算有约８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现有国际融资机构注资乏力。中国利用强大的外汇储备，有能力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并设计融资机制和平台，以疏通融资渠道。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就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金融产品。

丝路基金是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专门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机构，是中国践行“一带一路”的实际行动。丝路基金设立的目标是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与境内外企业、金融机构一道，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其职能定位是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等项目。

运营两年多来，丝路基金成果丰硕。2015年4月，丝路基金与三峡集团、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参与投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启动首单对外投资。随后，丝路基金又出资20亿美元与哈萨克斯坦出口投资署设立中哈产能合作基金；与俄罗斯诺瓦泰克公司交换了购买俄罗斯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部分股权的框架协议；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签署共同投资开发阿联酋、埃及电站的谅解备忘录，开启了在中东投资合作的第一单；联合葛洲坝集团等中方投资者，与塞尔维亚政府签署关于联合开发塞尔维亚能源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作为政府间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成立，宗旨是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发展，重点支持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跨境互联互通等。甫一成立，亚投行便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创始成员国达57个。亚投行自正式启动至2017年1月，累计发放17.3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印尼、缅甸、阿塞拜疆和阿曼等七个国家的九个基础设施项目。

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具有新特点。两大金融机构以务实的态度、新的治理规则和标准，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金融需求；用实际行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增加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两大金融机构的建立运行还有利于改革和再造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完善金融货币制度，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经济新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两大金融机构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并不冲突，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有益补充，而非替代性的竞争者。目前，两大金融机构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展了合作。

共同发展的理念

“一带一路”的目标之一是让沿线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其内在逻辑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交往空前紧密，一国的持续发展难以离开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一国发展而其他国家不发展，甚至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价，就会在国际社会形成链条断裂现象，从根本上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难以形成“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集体共同发展态势。“一带一路”就是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下，中国携手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这种理念与传统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发展理念具有很大不同。

在古代，由于通讯、交通、认识限度等主客观条件限制，生活在不同地域板块的人们来往很少，基本在各自所在的区域生活劳作，是封闭式的自我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冲破了地理对人类的束缚，打破了世界各地域板块人类之间的相互孤立状态，增进了人们的联系和交往，各区域板块的发展呈现联动的特点。但这种态势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为主要内容，具有极强的不均衡和不平等性，是在以损害别国发展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较为成熟，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雏形渐现。这种全球化造成了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发展结构，导致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亚非拉等边缘国家的发展。

“一带一路”践行共同发展的理念。首先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外在体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欢迎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共同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其次，中国外交秉持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一带一路”寻求沿线国家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综合利用投资、贸易等手段，照顾所有合作方的发展利益，以实现联动式共同发展，在国际上塑造新型发展观。最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沿线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实际上已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趋势。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步履维艰的背景下，可实现持续发展。

全球经济治理新探索

目前，世界经济仍低速徘徊，逆全球化趋势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乏力。新时代呼唤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应对种种挑战。“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新方案。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推动全球化提供动力，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二是为疲弱的全球经济治理增加新的动力和活力。

“一带一路”倡议是要打通生产要素全球流通渠道，以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推动均衡、包容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指出，“一带一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互利互惠，是国际关系和世界贸易的新模式，将使全球化变得公平而且富有人性。埃塞俄比亚外交关系战略研究所学者梅拉库?穆鲁阿勒姆?科勒门沃克指出，过去数年，随着新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国际投资规模的扩大，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在悄然生变。在此背景下，作为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以意识形态为驱动，反映了全球化的新趋势，探索新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这对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一些亚非国家有利。

在推动新型全球化过程中，“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积极探索。现在的全球经济治理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基础。经过60余年的发展，沧海桑田，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现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金融机构代表性不足，无法反映新时期全球经济力量布局，难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难以适应防控区域和全球金融风险的要求。传统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挑战上力不从心。

“一带一路”推动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相比，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包容性。“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倡议。任何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为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注入动力。“一带一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国际规则，推动建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形成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的投融资开发平台，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共同促进全球尤其是亚洲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是“一带一路”顺应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改革的诉求。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有效应对全球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已不能完全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实力上升所形成的新格局。“一带一路”致力于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携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很好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声音。

三是从全球经济治理的效果看，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推出优质产能和比较产业优势，让沿线国家获益，能改变沿线一些国家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过道的“配角”角色，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弊端，从而有助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以“一带一路”为推动力的全球经济治理，既不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的排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经济治理的有益补充。“一带一路”不仅将推动全球化向均衡、包容方向发展，也将促进全球治理机制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迈进。

（本文来自《当代世界》2017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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