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国内规范挑战者利用自我再造的大国身份的“撬杠”作用，故意放大身份与规范之间的不适应性和不协调性，引起对规范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怀疑。通过社会竞争、社会创造、社会流动三种途径，塑造对自己“合理和合适”行为的新认知，使和平主义规范丧失继续遵守的合法性，进而伺机做出修改甚至推出新的规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政治文化最显著的变化，是在总体保守化的环境下全面显示出誓与战后体制决裂的态势。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15年9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它表明，经过20多年对“正常国家”的阐释和实践积累，日本脱离战后体制的努力正处于转折性的拐点。

日本去战后体制化的行为，不仅会引起基于战后“和平宪法”的制度化规范发生蜕变，而且战略文化的转型必将对亚太安全格局、中日关系走向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往学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内政治层面，强调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变迁与政策行为的关联性，突出总体保守化和与之相伴的政治右倾化作为关键因素所发挥的重大影响。我们不否认这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只是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面临的解释不充分的困境同样不能忽视。

一、“失意心理”驱动下的日本国家身份的再定义与挑战和平主义规范的开启

“失意”情绪，从根本上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在拥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雄厚物质条件下心理发生变动的产物，并受“国际经历”自我观照的刺激和催化而引起的心态失衡。第一，由半个世纪对美深层次的附属结构关系进一步向冷战后美国的“附属国”地位沉沦而产生的“日本就像美国的一个州”的屈辱；第二，海湾战争期间巨额的资金供给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反而被讥评为“支票外交”，“大国圈子里的一员”身份仍待认可而感到的羞辱；第三，“争常”努力屡遭铩羽，不仅使翘首盼望的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归于泡影，甚至意味着本国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成就得不到国际社会正确评价和充分激励而饱尝的失落；第四，朝鲜的核威胁和中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亚太权力格局的改变，使与美国一道掌控的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继经济领导权之后也面临旁落的威胁而引发的忧虑。

屈辱、羞辱、失落和忧虑是典型的自尊受挫的表现，弥补这种“失意”情感的最现实的选择便是打破旧身份的约束，从而与自我内心的设定保持一致。对持保守理念的政治精英来说，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奠定的物质性条件，能够唤醒民众对本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借以实现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再定义，以便消除“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自我身份上的分裂。因此，从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到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的历代强势首相和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以重塑日本的国家身份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主要的政治议程。这一过程持续20年之久，并历经两个重要时期的演化。一是发现和启蒙时期。日本国家身份再定义的契机，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界弥漫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呼声。面临历史转折时期的日本如何选择新世纪的国家利益和行为方式，首要前提是确立国家的身份定位。二是弘扬和勾画时期。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依然饱受“泡沫经济”后遗症的煎熬，失去了全球化和信息科技革命发展甚为关键的十年。不仅追求国际政治安全决策地位的努力一无斩获，甚至在东亚权力转移过程中有失去地区秩序的主导性地位之虞。在强烈自尊和危机意识的驱动下， 日本加快了国家身份再定义的步伐。

二、身份建构策略的展开与和平主义规范合法性的渐失

身份的自我再定义只是迈出了挑战规范的第一步，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规范竞争这个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保守精英和右翼领导层开始加快实施身份建构策略，意在搭建起有利于对和平主义规范展开较量和斗争的平台。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社会竞争、社会创造、社会流动三种途径，将对和平主义规范的竞争纳入身份政治的语境之中，并在这一语境下，贬损其内在的缺陷和价值过时、夸大对日本的不公平性和消极影响、质疑对日本发挥国际作用的限制，以使和平主义规范丧失继续遵守的合法性，进而伺机作出修改和推出新的规范主张。

三、身份的主体间建构进程与和平主义规范的加速变异

日本保守的政治精英通过身份的自我再造，成功推进了“去战后体制化”的政治议程，使和平主义规范逐渐失去了国内的合法性地位，走向了退化和变异的命运。其主要标志是与之相对立的行为规则明目张胆地进入正当性辩论的范围，并开始了制度化的实际操作。2015年日本国会批准的新安保法案正式开启了这一进程。从解禁武器出口和集体自卫权正式获得制度认可的运作过程来看，虽然受到了众多批评和反对，而只能迂回地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但重要的是作为针对和平主义规范的“反向运动”已显示出竞争胜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大不只是因为政策制定发生了实质性拐向，更在于对其他受众立场倾向的争夺。具体而言，即日本国内的规范挑战者在推进其倡导的日本角色身份以及由此要求的适当性行为逻辑的主体间认同上取得了不少进展。

在国内层面，首先表现为日本民众在社会竞争策略影响下对历史问题是非判断标准的改变和为获得积极的区分追求社会比较的意识增强。其次，对中国崛起感到忧虑，担心受到军事威胁的恐惧感在民众中开始蔓延。民众的现实心态，使他们很容易接受提升国家防卫力量的任何主张，甚至为此认可和平主义规范已经过时而必须进行调整也不是不能预判的。最后,反映在对修改宪法和其他规则制度的态度上，支持和持暧昧立场者的人数非常显眼，而持坚定反对意见的公众往往不过半数。“积极和平主义”旗号下的身份创造策略，使世风发生如此变化，以至于日本广大民众宁愿以牺牲同胞为代价来向世界显示本国的影响力和大国身份的存在。

在国际层面，日本国内保守的政治精英将挑战和平主义规范的舞台扩展至海外，即以推行身份建构战略为抓手，提升对日本改变战后国家行为方式和规范的国际认同度。

汇总日本官方和媒体对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得到外国政要表态的公开信息和相关报道，进行粗略统计，赞同或理解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国家包括美、英、德、法、澳、加、印、新西兰以及东南亚的越、菲、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4国，除上述绝大多数国家以外，还包括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爱尔兰、葡萄牙、哥伦比亚、以色列、墨西哥、柬埔寨、老挝、马尔代夫、孟加拉国等24国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的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表示支持。尽管这些国家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全面支持日本脱离战后体制，但以此对国内外的规范捍卫者形成倒逼和围攻之势，正是日本国内的规范挑战者希望看到的结果。

身份的主体间建构的内、外部进程，孕育着反战后体制的文化，即使基于主体间互动的复杂性能否实现内化尚不明朗，和平主义规范在某些规则、制度上被渐进式地突破及由此产生的累积性效应，也会使社会公众对日本行为正当性的逻辑依据和判断标准产生新的理解和认知，并反过来固化对已有制度的扩大解释。其结果，和平主义规范因制度限定范围的随意扩大和具体行为方式上的重大改变而失去核心的内容和价值，从而在规范的退化上表现出以躯壳外表下的变异悄然实现自我更迭的特点。 近年来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规范和宪法根基出现根本性的动摇，正是在日本右翼政治精英和规范挑战者精心布局的身份建构战略的作用下沿着上述路径来实现的。

身份与规范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身份是规范发挥作用的载体，规范深嵌于身份之中。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保守的政治精英通过精心设计和布局的国家身份的重塑战略，利用国家新身份的主观再造进程，人为制造了与既有的和平主义规范的分离，意在使其失去限制的对象或发挥构成性作用的基础，并据此对这一已内化的规范进行拆解、修正和改造，从而实现了加速推进“去战后体制化”的目的。由此，可以在身份的自我再造、和平宪法制度化规范的退化、去战后体制化之间建立起一个因果作用机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和国家对外战略转型的背后动因。这一发现所产生的学理和政策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学理意义上说，当前规范研究已从规范倡导者“传”与“教”的单一向度“社会化”，转向了注重“双向社会化”进程中规范接受方的能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规范在演化过程中的退化现象。 日本“去战后体制化”恰好提供了规范退化的典型案例。通过对日本“去战后体制化”过程的分析，不仅能够丰富规范退化的案例库，而且可以厘清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作用机制和行为逻辑，以为建立规范退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抽象化理论形成新的核心概念和变量。本文的探索表明，将身份这一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重新带回规范演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学的身份建构理论是能够从一般意义上（至少是中观层次的）提升规范退化的理论化程度的。

从政策意义上说，鉴于日本的规范挑战者将身份建构战略既视为目的又用作手段，引发国内民众因自主建构中的积极区分倒向对本群体享有更优越国际地位的情感偏好，甚至也在国际社会获得了一定的认同度，导致这一工具性运用策略背后的实质意图被巧妙地掩盖，对此必须从源头入手，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一方面，揭露日本挑战规范的部署精英“虚高”本国大国身份和责任，使日本民众清醒认识到和平主义的“民生国家”的身份才是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和切实遵守战后国际秩序的唯一之道，因而也是追求本群体积极身份的最佳路径；另一方面，借助身份的主体间认同的特性，增强中国在国际关系身份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利用社会承认的杠杆力量，抵制日本标榜“积极和平主义”滥用大国责任的道义骗局，以化解其基于新身份的消极本体安全追求给东亚和平造成的威胁。这对于处于崛起关键阶段的中国消除外部竞争干扰者之一的日本因素、顺利推进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显得更加迫切，也更具现实意义。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陆伟  本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