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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庆立:安倍内阁推行的大国化战略解析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田庆立
2017年02月13日14:03 |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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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冷战期间的“和平国家”与“经济大国”的国家身份定位,在制定国家战略方面,逐步呈现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的态势,其内在驱动力是国内形成的官民一体的大国化志向。面对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日本政府对国家决策体制进行了集权式改革,旨在打破条块分割,整合既有资源,提高行政效率,从国内层面为走向“政治大国”铺平道路。与此同时,日本力争在军事领域有所作为,积极借助国际格局转换所形成的外在压力,在安全防务层面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试图拆解宪法第九条对其走向“军事大国”的制约。冷战后日本实现的国家战略转型,有效地吸纳了源自国内的变革压力和政治诉求,同时积极响应美国盟友的诉求,以渐进式积累的方式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推行的大国化战略,承袭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府谋求实现国家战略转型的政治遗产。一方面,安倍内阁继承了自民党既往的执政路线,试图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制约和束缚,力争将日本的政治能量和军事实力释放出来,将过去执政者想做而不敢做甚至不具备条件做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利用自身任内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实现了国家战略转型的大幅度跨越。另一方面,安倍内阁之所以能够大刀阔斧地进行实质性变革,主要得益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推动的诸项改革,无论是1994年推行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导致的自民党一党独大,还是首相官邸主导权的不断强化,使得内阁首相拥有前所未有的权限。若不具备这些改革成果做铺垫,即便安倍本人具有强烈意愿,国家战略转型也不会如此顺畅地进行。冷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以安倍第二次执政为临界点,经历了由此前“渐进式积累的量变”向“跨越式突破的质变”的转换。

(一)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的逻辑起点

安倍内阁在推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上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一方面着力应对国家战略转型中的挑战和危机,另一方面试图在构建“强大的日本”的国家蓝图上有所作为。佐道明广分析指出:“日本在‘1955年体制’时代将安全保障这一关乎国家根基的问题托付给美国,结果造成在事关重要外交问题上的自身判断力遭到削弱。如何面对实力不断强大的中国,如何有效管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日本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日本进入了应该制定相应战略的时期。”

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的逻辑起点是,在谋求国家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寻求有效处理与盟友美国及近邻中国之间关系的途径。因此,安倍内阁自觉地承担并推进保守统治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期待而尚未完成的两大改革:第一项是转变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日本试图达成的目标是,自身并非仅仅从属于美国,而是能够及时响应美国的相关诉求,将自卫队派往海外,积极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一改革的着眼点在于转变战后军事上的‘小国主义’,可将其称之为‘军事大国化’。”第二项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安倍内阁重启新自由主义改革,主要增加两方面内容:一是推行“安倍经济学”中的“强化产业竞争力”路线,二是继承历来的“撤销规制、小政府”路线。通过两条路线的齐头并进、紧密配合,旨在将日本打造成“在世界上最适合企业开展活动的国度”。日本学者渡边治等将安倍推行的这一改革命名为“构建全球竞争大国”,改革目标是谋求增强本国跨国企业的竞争力,实施对既存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向大企业本位方向转变。

安倍内阁推进的“军事大国化”,并非如战前日本一般单纯地扩充军事实力,而是以强化日美同盟的方式,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从而行使集体自卫权。结果导致安倍内阁的大国化战略始终崇尚对美从属——在日美同盟体制的框架内持续推进。

安倍显然认识到,谋求“军事大国化”势必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这也正是安倍大张旗鼓地在国内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原因所在。因此,对于安倍而言,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是“安倍经济学”,都具有增强军事实力的重要意义。因此,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经济政策和“安倍经济学”基于政治主义的目标加以审视和考量的。譬如,安倍在与百田尚树对谈时表示,“通过经济复兴构建强大的日本”,“若无强大的经济,日本的存在感将在世界上不断降低,由此也会丧失外交力,防卫力也会进一步弱化”。

实际上,无论是安倍内阁在经济领域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还是颇具安倍色彩地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动议,甚至于着力推进的“军事大国化”政策,都是安倍在整合冷战后日本诸项改革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实质性突破。因此,“安倍以其特有的个性,有效地将保守统治层刻意追求的两大课题合二为一地汇总为‘大国化’的统一目标,通过自身的坚定信念予以推进,其中也暗含着保守统治层对安倍个人寄予的强烈期待”。

(二)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的目标指向

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的目标指向十分明晰,主要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拆除一系列束缚自卫队向全球范围拓展的障碍,将近邻中国想象为“假想敌”,通过日美联手的途径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最终达成其构建“强大的日本”的终极目标。

安倍内阁的施政目标,主要是在安倍首相主导下,在继承自民党乃至民主党时期执政路线的基础上,依靠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官僚群体的鼎力支持,实质性地推进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主要群体是以外务省官僚为核心的新日美同盟派,也被称为“新主流派”,核心成员是柳井俊二、谷内正太郎及兼原信克等,这一集团主导安倍内阁制定安全防卫政策。经产省官僚出身的首相助理今井尚哉、经济产业政策局长菅原育郎等新旧经产省官僚,以及财务省部分成员,还包括滨田宏一、本田悦朗及竹中平藏等新自由主义学者,这一群体主要负责制定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右翼保守势力的主要成员是卫藤晟一、萩生田光一,还包括下村博文、高市早苗、山本一太、新藤义孝、古屋圭司、稻田朋美等鹰派国会议员。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形势恶化,财政状况日益窘迫,于是向日本提出谋求建立更为对等的关系。谷内正太郎认为:“值此之际,日本不应再抱有‘被美国抛弃之恐惧’的想法,相反,应该视为将片面防务关系发展为对等关系的绝佳机会,致力于强化同盟关系。同时重新审视有关集体自卫权的解释,在日美安保和国际和平合作中,日本应该在军事层面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合作。为了坦率地向美国申明自身主张,日本有必要在安全保障层面变成对美国而言更为值得信赖的国家。”

在当前安倍内阁的外交及安保智囊团中,谷内正太郎居于核心地位,从其思想理念里也可管窥安倍内阁的国家战略。谷内思想理念的第一个特征,是以日本的大国化为目标。他主张为确保日本独自的国家利益,应该制定明晰的国家战略。始终贯穿于谷内外交生涯中的问题意识就是“在国际舞台上谋求国家利益”。尽管谷内也认为应该强化日美同盟,但其更强调的是,日美同盟仅仅是日本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而非终极目标。这一思想与冷战时期外务省内居主流的对美依存主义有着明显不同。谷内认为:“若‘消极主义’在国力衰颓时代尚可勉强维持的话,作为大国付诸行动就必须体现为‘积极主义’,才能称其为战略。”由此可以看到安倍内阁倡导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思想原型。谷内思想理念的第二个特征,是主张日美同盟的强化与“对等化”。“对等化”并非放弃对美从属,而是为强化日美同盟出力流汗,在此框架下谋求“对等化”。谷内认为“对等化”的主要障碍就是和平宪法的制约,其不仅影响日美同盟,也成为大国化进程中加强“国际和平合作”的枷锁。谷内思想理念的第三个特征,是通过解释的方式承认集体自卫权。谷内认为只有在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后,日美“对等化”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以集体自卫权问题为首,日本在开展国际和平合作时,尽可能地消除宪法上的制约,才能更加积极地与美国开展合作。”

值得关注的是,谷内虽然也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但考虑到明文修宪的困难,因此采取解释修宪的迂回方式。正如谷内所言:“我认为应该修改宪法,但政治状况尚未成熟。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宪法重新解释。”这是谷内在第一次安倍执政时期“安保法制恳谈会”上提出的主张。这一解释修宪战略最终成为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的具体施政目标。

在安倍政府制定并通过一系列法律、赋予自卫队以更重要角色的同时, 2015年的《防卫白皮书》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大力渲染紧张气氛,为制定并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加强防卫体制、强化日美同盟寻找借口,实际上是为扩充军事力量做铺垫。

(三)安倍内阁推行大国化战略的绩效评析

通常而言,构建现代大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途径无非两种:一是如德国一般,通过否定自身在二战间的战争侵略行为进而确立现代大国的位置;其二是重视连续性,将自古以来的传统正当化且作为国家的立足之基。显然,后一种途径试图对战争侵略行为加以美化和修正,这种大国化往往被视为复活战前的帝国形态。“日本并未像德国一样全面否定战前的政治和行动,与战前断绝开来。作为日本国家统合象征而被拥戴的天皇,也是曾经统率过大日本帝国的天皇。正因如此,保守派政治家也就不可能彻底否定其前辈在二战时期的一系列举动。”

从日本的国家体制而言,战后政治家的施政理念依然保留着与战前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具有强烈的“明治情结”,复归战前的大国梦想,始终是他们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只不过由于受和平宪法的约束以及革新阵营的有效制衡,这种蛰伏于保守派政治家内心深处的大国信念留存下来,一俟外在约束条件松懈,这种复古型大国主义信念就会体现在政治家的行动上。安倍内阁倡导构建“强大的日本”的口号,即是大国化战略的具体表现。

安倍内阁推行的大国化战略,富有鲜明的“军事化”和“复古型”色彩,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国内政治生态。从国内层面而言,围绕宪法和教育、治安等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某种程度上的限制,国家的权威和权限则呈现扩大之势。当前日本政治中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容忍不平等和阶层间差距扩大”,“限制个人自由与强化国家推行的秩序管理”,“重视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抑制”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和排外主义主流化”等,体现了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加剧的态势。“即便是在外交及安保政策层面,也从以往的以日美安保为基轴、贯彻专守防卫的和平主义以及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和解的立场上脱离开来,日益蜕变为历史修正主义主流化,并逐步向打造能在海外参加战争的国家方向演进。”

在安倍内阁构建“强大的日本”的总体目标下,国家功能呈现收缩或扩张的态势:一方面,为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国家功能进行相应收缩,在经济领域放松管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向地方分权等。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功能的扩张和强化,注重向国民灌输对国家的认同感,加强对国民的监管与控制,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权力侵入国民的私人领域。安倍内阁制定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等,可能会蕴含着国家主义极端化的风险。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表现为,日本政府积极回应国内谋求变革的内在诉求,充分利用国际格局的转变,审慎地推进大国化进程,通过“渐进式积累”的方式加以突破,逐步从理念、体制及行动三个层面进行嬗变和转换。具体而言,始终摆荡于宪法第九条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夹缝之间,通过因应美国的对外战略,日益突破自卫队的“专守防卫”原则,不断拓展军事活动空间,在国际社会彰显存在感,并以较为隐晦的方式架空宪法第九条,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为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背书。“以参加联合国为中心的维和活动为开端,以朝鲜威胁和中国崛起等为杠杆,最终在奉行对美追随路线的情形下,达到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目标。”可见,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刻意将外部条件当作诱因,外因往往通过内因起作用,战后一直涌动在保守政治家心目中的大国志向,成为冷战后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的精神动力。换言之,冷战后日本政治家为实现此前难以实现的大国梦想,通过渲染所谓邻国的“威胁”或“崛起”等,为践行一以贯之的大国信念、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提供依据。

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希望利用与中国或者朝鲜的紧张关系,证明其强化军事力量的合理性。小泉时代以来,日本的对美追随路线就与奉行强硬的亚洲外交互为表里,直至当前的安倍内阁近乎达到顶峰。通过刺激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方式,激起日本与亚洲邻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立,制造周边形势的紧张感,且保持一种“斗而不破”的状态,似乎最为符合安倍内阁推进军事大国化的战略谋算。在“远交近攻”外交理念的指导下,积极响应美国盟友的战略诉求,寻求美国对日本实施国家战略转型进行后方支援;与之相对,在历史认识、领土争端及战争责任等方面一再酝酿和制造事端,从而为追加防务预算和将军事触角伸向全球谋求民意支持。这就是安倍内阁推行的貌似自相矛盾的“亲美疏亚”外交。

(本文发表在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1期,题为《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全文约2.3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责编:覃博雅、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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