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成为过去一年世界政党政治的突出特点，这一潮流导致多国政坛乱象丛生。西方多党竞争体制弊端显现，多国政治格局趋向失序，左翼力量在民粹、右翼势力夹击下持续走弱。与此同时，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陷入执政困境，面临多重危机和挑战。

2016年，全球近60国举行全国性选举，世界政党政治在深度调整中酝酿新变化、新趋势。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加剧选举政治的不确定性，深刻牵动各国政治生态演变。多党竞争体制内在弊端突显，传统政治格局失序，政党治理功能日益退化，强人政治续有发展，一些大党老党自身建设堪忧。

民粹主义盛行，

选票政治“失控”风险上升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与西式自由民主的制度性弊端交织，助推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积累的重大矛盾集中爆发，社会中下层乃至部分中产阶级对现状不满的声音进一步放大，社会矛盾和愤怒情绪加速民粹主义在政治领域抬头；另一方面，西方政治体制回应民意乏力，引发大众反感，进一步助长民粹主义蔓延。选民对就业、移民、国内安全等议题关注度持续上升，社会心态日趋保守内顾，突出表现为政策上反移民、反一体化、反全球化，政治倾向上反精英、反建制、反传统政党政治，理念上反“政治正确”、质疑自由民主价值。

欧洲深陷债务、难民、恐袭等多重危机，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未能展现出民众期望的领导力，为民粹主义风行提供了“绝佳土壤”。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群体性崛起，吸引了大量选民，选举得票率突飞猛进。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总体呈现出“南左北右”格局——左翼民粹政党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发展迅猛，右翼民粹政党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芬兰、丹麦等西北欧国家风头日盛。此外，右翼民粹政党与传统右翼合流态势显露端倪，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等右翼民粹政党吸纳传统右翼的一些政策主张，向中右靠拢，将部分传统右翼选民收至麾下。多国主流政党不敌民粹势力，曾经的政坛主导地位已摇摇欲坠。

在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精英层与草根社会日益疏离的背景下，“选票政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加剧了民主失信、制度失灵、政治失序、治理失措等乱象。面对民粹主义带来的“集体非理性”，主流媒体陷入自说自话、预测“失准”窘境，选举结果频频“爆冷”。政客不仅难以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或公投来整合各方诉求、化解利益冲突，反而经常深受其困。

在此背景下，欧美政坛乱象纷呈、闹剧频生。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抱着“应该不会脱”的心理，试图通过举行脱欧公投安抚党内反叛躁动的疑欧势力。但公投却在全民“非理性狂欢”中“弄假成真”。400余万“后悔莫及”的民众又重新走上街头，请愿举行“二次公投”。卡梅伦作茧自缚，黯然辞职。政治“圈外人”特朗普在竞选总统之初被视作“搅局者”，主流媒体集体唱衰特朗普，甚至声称“特朗普当选将是美国民主的笑话”。但特朗普抓住中下层民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对未来前途的担忧、对外来移民的恐惧，挟强大的本土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思潮，一路过关斩将，突破党内精英和竞选对手的围追堵截，实现“逆袭”上位。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建制派精英踌躇满志，最终却“意外”落败。法国政坛“老人”、前总统萨科齐在中右翼政党共和党初选首轮投票中出局。意大利宪法改革公投折戟，总理伦齐输掉“赌局”，交权下台。

传统政坛格局失序，

极化政党务实求稳

2016年世界政党政治格局中，传统主流政党受到显著冲击。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在国会议员换届选举中，仅获全部300个议席中的122席，未能过半，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则以1席优势跻身第一大党，韩国再次陷入“朝小野大”局面。秘鲁大选中，三大传统政党——阿普拉党、人民行动党、基督教人民党总得票率不足10%，颓势尽显；“争取变革的秘鲁人”党候选人库辛斯基当选总统，而藤森庆子领导的人民力量党则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一格局预示着党派林立、府院争斗将成为常态。奥地利总统大选中，传统大党——社民党、人民党候选人首轮得票率仅为10.9%和11.1%，惨遭淘汰，也是1951年奥地利实行总统直选以来，两大党候选人首次双双出局。

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两党轮替”格局出现微妙新变化。英国保守党、工党危机缠身，独立党、苏格兰民族党趁势而上，抢占两大党政治空间。美国两党民意代表性均有所下降，近六成民众支持出现第三大党来改变当前两党轮流坐庄的格局。西班牙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轮流执政体制曾相当稳固，近来两党控局能力明显下降；大选后组阁迟难定音，僵局持续十个月之久才得以打破，艰难完成组阁。

新兴政治力量发展迅速，加剧西方政党格局失衡。德国“另类选择党”（另择党）崛起势头强劲，在巴符、莱法、萨安三州初次参加州议会选举便分别位列第三、第三、第二，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位居第二，在柏林议会选举中位列第五，其他政党的选票遭到不同程度分流。西班牙时隔半年再次举行大选，“我们能”党表现不俗，稳居第三，两次得票率与工人社会党的差距均不到两个百分点。意大利“五星运动”在地方选举中一举拿下罗马、都灵两大重镇，成为本国第二大政治力量。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拔得头筹，虽未能最终夺取总统大位，却着实让欧洲政坛惊出一身冷汗。

一些极化政党稳固基本盘后，着眼长远和上台执政，理念政策渐趋务实。法国国民阵线坚决同过去的反犹反种族言论划清界限，向犹太人及穆斯林群体示好，开除秉持极端种族主义的党员，加强对党员在社交网站的言论监控，甄别和惩戒出现“种族主义”倾向的党员。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政府虽以倡导“社会平等”上位，但面对现实财政困境也不得不加大私有化力度，取消退休人员在医疗上的部分优惠待遇。德国“另择党”通过首部《基本纲领》，加速从“抗议党”向“民族国家保守党”转型。瑞典民主党有意淡化极端形象，主动向温和党、自由党、基民党示好，力求突破主流政党围堵，争取入阁。发展中国家极化政党亦有所行动，突尼斯“复兴运动”淡化宗教色彩，自我定位为“具有突尼斯特色和伊斯兰属性的民主、现代、非宗教政党”。

左翼力量在民粹势力和

右翼政党夹击下普遍走弱

欧洲多国社民党陷入无系统纲领、无政治特色、无威望领袖的“三无困境”，受到极左和极右势力扩张的双重挤压。随着2017年总统大选临近，法国社会党籍总统奥朗德民意支持率下滑，宣布放弃再次参选。整个法国左派阵营思想混乱，推不出有力候选人，法国政坛“左退右进”似成定局。奥地利社民党主席、政府总理克恩上台后虽民意走高，但民众对其个人支持并未转化为对整个社民党的支持。社民党党内有派，在难民问题、与自由党合作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面临能否保持党内团结的现实挑战。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前总书记桑切斯将上台执政和阻挠人民党组阁作为首要目标，一味示强，给工社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该党在加利西亚和巴斯克两个自治区的地方选举中成绩严重下滑，桑切斯最终也遭党内“逼宫”而辞职。日本民主党与维新党合并成立“民进党”，但力量声势仍难与自民党比肩，社民党则难以改变边缘小党地位。

除日本共产党、南非共产党等个别政党扩大影响、巩固地位外，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普遍弱小。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虽保住了特里普拉邦的执政权，夺回了喀拉拉邦，但自2011年丢掉的西孟加拉邦仍“流落在外”。印共(马)曾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0年积累的政治资源损耗严重，2016年选情甚至不及国大党。尼泊尔共产党各派分分合合，尼共“毛派”虽合并为尼共(毛中心)，但进一步加强各派力量巩固团结尚需时日。拉美共产党整体力量明显削弱，阿根廷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皆因本国中左翼执政联盟下台而丧失参政地位。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内部矛盾难以化解，一再分裂，影响式微。乌克兰立法禁止共产主义，乌克兰共产党被裁定非法，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拉美左翼遭遇重挫，中左翼执政的国家从16国减少为10国左右。阿根廷中右力量重返政坛，执掌政权，对美欧倚重增强。巴西劳工党籍总统罗塞芙被弹劾下台，劳工党创始人卢拉身陷贪腐案，劳工党在市政选举5568个市长席位中仅获254个。委内瑞拉反对派多次发起群众游行示威，企图强推罢黜总统马杜罗的公投。玻利维亚就总统、副总统能否两次连选连任举行修宪公投，修宪方案遭否决，莫拉莱斯谋求连任受挫。秘鲁总统、议会大选，均以右翼获胜告终。厄瓜多尔主权祖国联盟运动继续保持执政地位，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奥尔特加胜选连任，但仍无法改变拉美左翼退守中小国家的现状。

发展中国家政治强人和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抑乱图治”，

政党建设困境突出

政治强人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生活的轴心。一方面，西式政党政治运作机制弱化，政党的民意表达、意见整合、精英遴选、国家治理等功能退化，国家政治生活“去政党化”和“去政治化”趋势渐显；另一方面，各国均面临国家发展、社会治理的严峻挑战，民众求稳怕乱心态突出，呼唤强势领袖出面控局。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强人治国、强人治党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统一俄罗斯党以三分之二绝对优势赢得国家杜马选举，为普京牢控政局奠定基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未遂军事政变后铁腕收拾残局，加速推进总统制政改目标，巩固威权地位。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地位稳固，仍是国家独立以来“唯一一位总统”。塔吉克斯坦确立总统制政体，拉赫蒙连任总统次数不受限制。坦桑尼亚革命党新任总统马古富力执政业绩获认可，革命党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埃塞俄比亚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族群矛盾突生动荡，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快速反应、强力控局。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再次胜选，开启第五个任期。乍得总统代比于1991年出任总统，2016年第五次连选连任。佛得角总统丰塞卡以73.8%的得票率再度胜选，大幅领先其他竞选人。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强势蝉联，得票率高达93.7%。尼日尔总统伊素福严打异己，分化反对派力量，成功实现连任。赞比亚总统伦古面对经济急转直下的不利形势，一面稳定经济，一面挤压反对党空间，得以在首轮选举中一举胜出。加蓬大选争议引发政局混乱，总统邦戈出动军警控局，以铁腕手段获得连任。

与此同时，一些大党老党自身建设隐忧重重。一是不少政党面临“领袖危机”。部分政党最高领导权交接不畅，有的是缺乏政权平顺交接机制，有的则是最高领导人年事已高、在位多年仍不愿交权，迟迟未明确“接班人”。一些党家族政治势力强大，裙带关系盛行，权力被少数人把控，阻塞党内干部正常上升渠道。有的党后备力量培养不力，干部梯队建设出现断层，面临“后继无人”的风险。二是基层组织弱化。有的党虽党员众多，但徒有组织上的“空架子”，实则软弱涣散，无力采取统一行动。有的党缺乏有效管理党员的手段和办法，难以掌握党员动向，甚至无从得知党员在选举中是否投票给本党。三是腐败多发。一方面，党内“巨腐”大多是高层本人或其亲信，高层反腐势必会“反倒自己头上”，因此缺乏根治贪腐的政治意志和决心。贪腐要案大案要么被刻意遮掩，要么久拖不决，最终不了了之。另一方面，受制于多党竞争体制，许多党反腐面临两难困境：要么遭到选民抛弃，要么遭到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甚至面临党内精英转投反对党的风险。

展望2017年，约40国将举行全国性选举，世界政党形势或将呈现以下态势：一是西式多党民主政治乱象难以平抑。反精英、反建制甚至反西式民主的风潮可能导致各国选举政治中继续上演“黑天鹅事件”，全球对西式价值观、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思将进一步加深。二是自由主义退潮、保守主义回升态势不可避免，主流政党政策取向可能进一步迎合民粹情绪。特别是在全球化、一体化、自由贸易、移民等问题上进一步妥协退让。三是部分民粹政党去激进化和务实化、主流化的态势将继续加强。四是全球中左翼力量发展仍面临重大挑战。西方社会党和多数共产党的民众基础被分流、发展空间受限的状况难以出现实质性扭转。拉美左翼面对此轮右翼力量强势回潮，将延续“总体下滑、局部维持”的态势。

（本文来自《当代世界》2017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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