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前传：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实业、制造业的发展，应该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之后泛化为一场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我们观察美国的情况会发现，当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美国尚在经济起步的初期，后来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包括像福特和GE这样一些大的实体公司纷纷兴起，实际上是整个英国工业革命后续性的发展。而那次工业革命的一个特征就是产业资本输出，从欧洲到美国，这是一次大的变革。

从工业革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工业体系遭到非常严重的摧毁。这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时期，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20世纪70年代。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此前整个世界或者说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还在经历实业发展的过程，但到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伦敦是全世界有名“雾都”，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雾霾，而那就是工业时代的现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实际上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这个新时代就是所谓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此前，工业革命时代以来一直属于产业资本时代，而产业资本时代突出的特征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五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当政时期推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使整个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有什么样的特征？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产业发展有怎样的路径？其实就是所谓的“五化”：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证券化。

全球化就是要让所有国家都打开国门，然后任由资本流动，而最先流动的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上世纪80年代里根任美国总统时，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当时的一大成就是解决了美国的通胀问题，即用所谓加息的市场、货币主义的方式解决了通胀问题。但实际上那是假象，保罗·沃尔克本人都在说那是政治，不是经济，他应对了全球化的过程，并通过全球化，把美国实体经济逼到发展中国家去从事低成本生产。当保罗·沃尔克把利率提高到20%时，整个美国工业就垮掉了。当时在华尔街还有所谓的“大收购”，就是金融资本用很低的价格把实体经济买下来，然后将其拆碎，再卖出去，就是把整个实体经济当成一个资本升值的工具，像玩具一样买来卖去，这是实体经济最没有地位的时候。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华尔街》，里面讲的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全球化如果没有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证券化的配合，是实现不了的。如果没有市场化，大家不认同市场，怎么让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如果不认同自由化，总是采取管制措施，资本也不可能自由流动。私有化同样，如果都是国有资产怎么流动，一定要变成私有资产才能流动。而那个时代就是金融慢慢走向强势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金融不断短期化，使用的杠杆越来越高，交易频率越来越高。那么金融的强势从何而来呢？实体经济从事生产需要资本，而这个资本需要很长的期限，但是靠金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到钱。这样一个过程，使得实业资本不断短缺，表面上流动性充足，但是真正投向实体经济的钱很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短期化，而金融短期化必然导致金融强势，实体经济必须求得融资，这是一个特别残酷的过程。

金融“设计”出互联网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个产业是在金融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就是互联网产业。推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就是纳斯达克的诞生。其实之所以能够诞生苹果、微软这样一些企业，和金融的需求密不可分。例如个人电脑业，金融业既是它的用户，也是它的投资者，这样培养出一个个人电脑市场。通讯业也是因为金融的需求，形成了越来越快的投资，实际上这个过程都是金融的需求。

这个过程很多人没有看懂，以为纳斯达克是可以培养小企业长大，让新的产业在这里生发出来。纳斯达克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它不是市场自然的选择，而是被设计出来的。相当于“我给你钱，你去发明个人电脑、通讯工具、软件等等，你发明出来以后，我构建一个纳斯达克电子交易市场，所有证券从业者、所有银行都用这些成果”，于是这些企业的成长就为投资者带来了收益。然后它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先进，不断升级换代，走到今天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不要以为互联网是因为实体经济而兴起的，是因为金融而兴起的。

因此，金融有这么强大的设计能力，它能够设计出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这个过程也是为满足金融全球化的需求，整个体系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现在要让互联网为实体经济服务，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实体经济需要货物流，不只需要信息流，货物流你没有办法通过互联网完成，这个衔接的过程和实体经济的需求之间没有那么大的联系。实体经济不用那么快，要那么快干吗？一个杯子早用一天，晚用一天，能怎么样？但是金钱不一样，金钱可是慢一分钟、慢几秒钟可能就出大事儿。

美国的“再工业化”：从奥巴马1.0版本到特朗普2.0版本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到2008年结束了，因为大家都发现金融资本主义时期，金融不断短期化、杠杆不断放大，实体经济没有了。回过头去看美国，实体经济占到GDP的12%，而且这里面还有6个百分点是军工产业。整个欧洲变成一个福利社会，为什么欧洲除了德国以外，变成了福利社会？为什么金融危机对他们的冲击甚至比美国还要大？这涉及欧洲的财富从何而来，它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先富起来的地区，人们的财富是比较充裕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通过政府在华尔街的投资形成收益形成的，包括购买美国的债券等。所以当华尔街出事后，欧洲的收益没有了，马上就变成窟窿，一方面收入是负的，另一方面要支付国民的社保。欧洲在金融危机之后拼命压缩所谓社会保障，老百姓意见很大，就是因为它对于华尔街财富依赖太严重。

人们看到实体经济都没有了，所以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笔者此前也曾提出相同的问题，就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其实在整个西方世界也都在反思，没有实体经济，一个国家行不行？正是这样一个浪潮，使得奥巴马竞选时的主张就是change，改革什么？非常明确，就是再工业化。但是奥巴马推不动，因为金融势力非常庞大，包括其任内推出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对于华尔街重新进行监管，能够让华尔街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样一个过程受到了美国金融势力强大的阻挠，最后的法案是妥协的结果。特朗普在竞选时曾表示上台后就会废除这项法案，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是希望重新放松金融监管，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特朗普在竞选之初就曾表示他非常喜欢罗斯福时代的金融体系，而罗斯福时代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法案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那是分业监管，还有利率管制条例的存在，是更加严格的监管，比多德-弗兰克法案严厉得多。特朗普要恢复实体产业，他要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因此奥巴马是1.0版本，而到了特朗普，变为2.0版本，目标更加明确了。特朗普会打电话逼美国的制造业回来，那不是市场的行为，而是政府干预，所以特朗普完全是反自由化的，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的贸易。他不光反对TPP，他连WTO也反对，认为其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反对TPP，但是背后的背景不一样。希拉里反对TPP，是要回到WTO，但是特朗普是都反对。所以这是特朗普的2.0版本。

“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选择

中国面临的两种选择

中国工业的起步从新中国开始，那时候讲的工业都是所谓的传统工业，当时钢产量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但是经过十年浩劫，整个经济瘫痪了，实际上中国现代工业真正起步，应该是从改革开放，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要推动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全球化的趋势，看到美国有大量的产业要转移出来，如果这时候中国不打开国门，中国将失去一个时代。如果那时候不放开国门，没有引入加工业，中国能有今天这样的工业基础吗？今天我们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整个现代工业的基础是从那时候开始建立的，是从代工、加工当中学习的，包括工业规则、工业标准。走到今天，确实走不下去了。我们也出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出现了污染，但是没办法，这是工业时代必然的产物。

怎么办？我们能不能走向后工业时代？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以及资本储备都不足以说明我们已经跨越了工业化时代，在这三个方面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储备。我们确实看到了格力，确实看到了华为，但是到底有多少类似这样的企业？我们连一支圆珠笔都做不好，我们谈什么工业的发达？我们有第四代战机，但是我们第四代战机上装的是第三代发动机，连俄罗斯都能生产第四代战机的发动机，我们却不行。这就说明我们的技术能力真的没有达到世界最高等级的工业化水平，我们在下面，所以凭什么说我完成了工业化？

但现在却有好多人这样讲，“投资、出口不行了，我们拉动消费。”表面上看好像是“三驾马车”，这个弱那个强，且不讨论这样的情况行不行，但拉动消费就说明中国已经进入消费型社会了吗？消费型社会是典型的后工业化革命时代的特征。同样，我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不行了，那么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拉动服务业增长也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拉动服务、放松金融监管，大量的金融投资，近几年实业投资不断走弱，金融投资一路高歌。这个社会肯定走向“脱实向虚”。

现在面临两条路，一是要继续振兴实体经济，继续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二是走向后工业化时代，就是我们说的金融资本时代。

中国绝不能转向金融资本主义

实际上近几年，尤其是2010年以后，我们看到中国非常快速地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征相吻合。创造财富的人越来越少，分配财富的人越来越多，而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金融则是分配财富的。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想金融，形成所谓“全民金融”的现象。中国的杠杆越来越高，中国的金融出现短期化现象，重要体现就是表面看流动性极其充足，但是实体经济仍然缺钱，融资难、融资贵，钱去了哪里？都在金融圈里空转，都在分配着那些微薄的实体经济利润，企业融资贵就说明有太多的企业利润被金融分走。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那么这几年我们是不是在放松金融监管？如果不放松金融监管，会有那么多互联网金融骗局爆发吗？今天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会有那么多的杠杆吗？这都是放松金融监管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能使用杠杆的人就多分配了财富，但是给社会带来了风险。这些都是金融资本主义重要的特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金融短期化导致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就是投融资期限错配。用短期资金投资长期项目，靠短期资金不断地周转来支撑长期的项目，但是只要是短期资金端出现了一些风险，立即就出现大的问题，这也是金融资本主义特色。

为什么2010年以后我们快速走向金融资本主义？因为2010年以后有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加速推进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第二件事是加速推进汇率改革。

汇率和利率是货币的定价，这是金融最本质的两个价格。当最本质的价格推向市场方向时，就一定会导致这个市场不公平。比如说中美汇率，如果是一个有效的市场，那这两种货币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即地位平等，你能到我这儿投资，我也能到你那儿投资，你能到我这儿买东西，我也能到你那儿买东西，大家的货币是相互通用的，或者是两者互不通用，你也不能买我的，我也不能买你的，两者地位是一样的，这样的交易才是公平的。但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我能买你的，你不能买我的，我拿美元到你那儿都能买，你拿人民币来，别说拿人民币，你拿美元我都不认。那这个汇率的形成，能是一个公平的价格吗？能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允的价格吗？这就导致扭曲的发生，在这个扭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扭曲了利率，汇率和利率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样的。这两个关键价格扭曲的话，中国实体经济不受到伤害才怪。过去是无度的升值，突然就变成无度的贬值，这种大起大落谁受到的伤害最大？实体经济。

振兴实体经济，持续推动工业化，是中国的重要选择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这两条路中的一条，我认为一定要摒弃金融资本主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否定之否定”。金融资本主义否定了产业资本主义，而新的产业资本主义在否定着金融资本主义，这就是所谓的轮回。在这样一个轮回之下，中国又该如何选择。我们是不是还要进一步加快使中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对不起，那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央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特别重要、无比重要，重新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无比重要。

如果我们不赶上这样一个潮流，我们在这个时候发生危机，不用说过去那30年，我们可能永远失去未来。

所以我们必须赶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而在这个状况之下，笔者坚决反对再按照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方向改革我们的金融。

振兴实体经济，关键在“降成本”

降成本是振兴实体经济的抓手

这个时候强调振兴实体经济意义非同小可，但是做得到吗？怎么做？“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实体经济的，降成本是核心，五项任务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系统当中的五个环节，一个经济系统就包括生产、库存、金融、成本等环节，生产过程对应去产能，库存就是生产过剩的体现，杠杆率过高就是金融不断短期化导致的，而企业的成本则包括人力成本、财务成本、土地成本等等。

这其中哪一点是抓手？我们认为其中的抓手是降成本。只有降低成本，企业利润才能得到推升，这时股票市场会上涨，而股票价格的上涨，才会给企业提供最多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多了，杠杆率便会下去。同时会增加社会的需求，社会需求增加后，库存就会下降，产能过剩就没那么严重了，这时候调整就容易了，而且那时候短板也好补，因为需求出来了。你的短板就不那么短了，所以降成本是抓手。

要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立场看待金融问题

此外，我们该如何看待人民币贬值，对此实体经济的立场和金融资本的立场并不一样。我们总说货币贬值使大量的资本逃离，那什么样的资本逃离？因为从宏观上讲，资本有不同的偏好，有金融偏好的资本，有产业偏好的资本，而这两个资本对于贬值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感受。金融资本不喜欢这样的环境，金融资本喜欢加息和升值的过程，所以过去在我们加息升值的过程中，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但产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很痛苦，总是加息，成本不断提高，导致出口萎靡，这都是产业资本的感受。相反贬值的过程，恰恰是产业资本感受良好，而金融资本感受不好的时候。所以贬值是导致金融资本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是相辅相成，金融资本的流失导致了货币的贬值，也是因为过去进来的热钱太多。

有人说曹德旺不是“跑”了吗？要注意，曹德旺是前几年“跑”的，而非现在，现在不过说出这个问题而已，而前几年恰恰是升值环境。不要混淆这个时点，混淆这个时点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看到曹德旺在人民币贬值的时候跑了，我们是不是在贬值的时候也要跑？我们一定要区分产业资本的偏好和金融资本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站在产业资本的角度，贬值就贬一点，站在金融资本的角度，就会认为千万不能贬值，得让它升值，一定要加息，一定要让利率提高。但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能经得起加息吗？所以千万不能用加息来对付人民币贬值。越加息，贬值越凶。理论告诉我们说，利率提高可以让即期货币升值，但是远期货币是贬值的。为什么？因为利率提高以后，经济状况可能变差，更差的经济怎么能够支撑得起货币升值。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就有两个不同的立场，我们一定要站到实体经济的立场，告诉国家应该怎么做，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要让人们区分清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金融角度如何“降成本”？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其他角度像减税等各种措施都很好，但是从金融角度看，我们应该压低利率，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变成中性适度偏宽，或者是略微偏宽。在这样的背景下压低市场利率，让我们实体经济有存活的空间，压低它的财务成本。

目前企业的财务成本有多高？我们可以算算，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有约104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现在企业贷款利率平均可以达到5%~6%，一年利息是5万亿到6万亿元，而一年新增贷款是多少？10万亿，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的财务成本，新增贷款有一半以上是还利息的。再去看看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才有多少？跟利息率比起来太可怜了，说明大量的钱是被金融拿走了，16家银行利润占了整个上市公司总利润的一半。不要以为我们利率很低，其实很高，跟世界比很高。

而在人民币贬值问题上，一方面要压低金融成本，保住企业货源，让他们留在中国；另一方面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即监管的手段，去“折腾”金融成本。资金流走可以，但要先告诉我是怎么进来的。要追溯一些资金过去非法流入的过程，过去一些资金藏在经常项下进来，现在又要出去，得用这样的方法来滞涩资本的跨境流动。这个时候要有强大的主权能力，要用主权能力来面对这些热钱的逃逸、金融资本的逃逸。

我们不能用市场化手段，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货币地位和金融地位没办法跟美国比，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做。而欧洲和日本都在这么做，你看他们收紧货币吗？并不收紧。你看他们在意金融资本的逃逸吗？不是特别在意。但是它为什么要维系低利率水平？甚至是负利率水平？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产业资本增加，他们知道未来是产业的时代，而不是金融资本的时代。

金融资本只能套利投机，产业资本才能创造财富，我们中国该要哪个？没有折中的手段，如果说我既要用一点市场手段，又要用一点监管手段，最后会鸡飞蛋打。市场手段把实体经济折腾死了，拿实体经济利润补贴给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也留不下，他们不在乎那点补贴，所以没有折中的路线。（《中国经济周刊》 特约撰稿人钮文新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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