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潮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和独特之处。二战前，天皇制极端国家主义恶性膨胀，使东亚国家深受其害。二战结束，标志着极端国家主义彻底失败。从战后初期开始，以岸内阁为代表，实施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追求，但遭到战后民主主义的抵抗而遇挫。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立志构建“国际国家”“政治大国”“文化大国”，这是战后国家主义思潮的政治反映。小泽提出对日本进行全面改造，以建设“正常国家”，这是在冷战结束背景下国家主义的变种。安倍执政后，将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贯彻到内外政策当中。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既有时代性，又有复古特征，既是对当今社会思潮的反映，又是面对全球竞争的现实选择。

近年来，安倍内阁主导下的日本国内政治不断加速右倾化，安倍上台执政以来，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宗旨的政治操作，是在战后国家主义体系中，对历史上的一些政治模式、思想理念、价值观认同的部分复归与重建，也可以称为战后国家主义的延续。

（一）“安倍版国家主义”的生成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战后日本社会一直未曾间断，有时较为明显，有时较为沉寂。日本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导致国家主义膨胀的诱因、表现形式、政策主张也不尽相同。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

第一，安倍版国家主义是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思潮路线化的政治反映。作为保守主义阵营的领军人物，安倍两次上台执政，与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密不可分，其政策主张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他们的主张和诉求。安倍演讲中多次提到“夺回日本”“日本回来了”等论调，其要表达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日本“迷失了”；二是有人要“抢夺日本”，这个国家需要“保卫”。不仅如此，安倍还把这种信念和主张视为一场“战斗”，且很惨烈，并宣称“夺回日本的战斗已经开始”。这些耸人听闻的论调不仅能打动右翼势力，也具有很强的蛊惑力。2013年4月28日，在由日本政府举办的主权恢复日庆典仪式上，安倍称，以美军为首的占领军使“日本历史中断”，国家也经受了严峻考验，直到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才回到日本人手里，这期间导致“国家价值感”丧失。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并没有失掉领土、历史、自主和独立，失掉的只是战前掠夺来的他国领土和殖民地，失掉的是军国主义的社会土壤和思想根基。对此，日本保守派学者一语点破安倍“夺回日本”的核心，即核心内涵是“靖国”，为国家效忠，包括夺回国民信仰、夺回历史，即从精神、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制度等层面部分复归战前的日本，也可以视为摆脱战后体制的正向追求。

第二，安倍版国家主义反映了当今日本社会正面临严重问题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国民期待从国家层面加以应对的愿望。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国内政治似乎陷入一个怪圈，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各党派以选举为目标的短期政策主张，冲淡了对国家治理的长期追求，而民众也不再对任何党派抱有过高的期待。日本经济也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在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着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安倍版国家主义重视国家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拟通过政府的行政指导和各种金融措施，构建以跨国大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基础、国家适度介入的混合经济模式。安倍将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称为“日本式的市场主义”，认为“传统的市场主义原理虽然重要，但不能完全靠它来解决经济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推进社会进步，必须进行有效的合作”。安倍所说的“合作”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加大社会整合，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经过几年实践，安倍的经济政策效果有限，大部分民众虽不再看好“安倍经济学”，但有关少子老龄化、提高消费税、社会保障、教育改革、女性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加以应对和解决。为此，“政治改革”“结构改革”“民生改革”几乎成为安倍内阁不变的口号。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通过国家政治调整解决社会问题，已成为当下日本社会的共识。

第三，战后国家主义团体的拥戴，使安倍置身于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沉浸于经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关日本模式、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美日欧“三极体制”等一时间在社会上颇为流行。进入90年代，由于经济泡沫破灭，一些人产生幻灭感和失落感。随着日本社会危机意识的日益强烈，日本人对经济辉煌时期依然抱有怀念之情，这一时期的“新国家主义由此具有某种怀旧的意味”，同时，又产生依靠国家力量解脱危机的期望心理。日本学者渡边治在评价这一时期的社会状态时写道：“近年来有关国家主义的议论使人感觉到，国民意识中越来越增加的是对日本社会危机感。这不仅仅是对日本国际地位的危机感，更强烈的是对日本社会存立的危机意识。”从这一时期开始，标榜以研究“国是”为名的右翼保守团体纷纷涌现，如“日本会议”“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冈崎研究所”等，而安倍和这些团体、组织都有着密切联系，成为这些团体和组织的精神支柱。其中，作为带有极端国家主义色彩的政治团体“日本会议”，成立于1997年5月，它是以保守文人为中心的“守卫日本国民会议”和以宗教界人士为主体的“守卫日本之会”合并而成，系日本最大的保守团体。该会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朝鲜绑架家属救援会”等右翼团体的母体，拥有政界、财界、司法界、教育界、宗教界等在内的3万名成员。该会提出了六大政治目标：将拥有美丽传统的国体传承至未来的日本、制定与时代相符的新宪法、构建维护国家名誉和保护国民生命的政治、创造培养日本感性的教育体制、提高国家安全和为世界和平做贡献、与以共生共存之心相连的世界发展友好。该会创立后不久，在冈崎久彦的引荐下，安倍就同“日本会议”建立了联系。2004年其核心人物伊藤哲夫邀请安倍以“特别顾问”身份，担任该会的重要精神领袖。从“日本会议”的政治目标看，与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非常接近。现在，以“日本会议”研究为题材的书籍也颇为畅销，其社会影响有扩大趋势。

第四，安倍版国家主义深受岸信介影响，具有血缘基因在政治上的延续性。安倍从小在岸信介身边，目睹了20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大学毕业不久，安倍担任其父、中曾根内阁外相安倍晋太郎的秘书，多次随父出访推行“创造性外交”，参与了日苏“北方四岛”、日美贸易摩擦等重大问题的谈判，经历过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可谓谙熟外交谈判与操作。他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父亲和外祖父的影响。其父在晚年曾告诫他，“作为政治家要达成目标，就不可以不执着”。安倍称这是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诲。安倍一心想实现岸信介未能完成的遗愿，即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有自信的国家”，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豪和骄傲，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前面提到，岸内阁、中曾根内阁时期以及后来的冷战结束初期，正是战后日本国家主义思潮滋生与膨胀期，都对安倍价值观产生一定影响。安倍版国家主义思想以及治国理念，无疑带有先辈的政治烙印，乃至体现出他们的执政风格。

（二）安倍版国家主义政策主张

进入21世纪，面对东亚政治经济格局巨变，日本保守统治层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来重新唤醒社会民众的信心，借国家主义消除国民内心深处的幻灭感。安倍两次上台执政，极力推动国家转型，在政治、外交、安全等领域推行强势路线，其政策主张被学者冠以“安倍主义”，在国际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也给地区秩序造成冲击。可以说，安倍上台执政标志着战后日本政治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安倍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主张，实质是要与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所确立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保障模式和制度体系相“决裂”，并构建“新的国家”，而国家主义无疑是其重要思想基础。此外，安倍还特意将所要构建的国家冠以“新的”二字，目的是兜售其国家主义思想，获得民众认可，并把国家主义理念付诸政治实践。安倍书中所讲的“自立的国家”、“日美同盟的结构”以及“教育改革”，内容都是针对当今日本国家改造问题。安倍向国民展示的“新的美丽国家”前景，实际是在漂亮言辞衬托下有关国家改造的政策主张。事实也是如此，安倍执政这些年，全面废弃或修改战后束缚日本的各种政策规章，有的已经做完，有的正试图推动，在摆脱战后体制道路上一意孤行。2006年9月，安倍在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时将摆脱战后体制的内涵确立为修宪、扩权、大国化，并将摆脱战后体制作为实现“美丽之国”的政治前提。前面谈及，安倍所说的“美丽之国”并非自然及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其个人政治信条及其政治抱负的具体表述，也是安倍内阁的政治纲领。安倍内阁的施政过程，贯穿其国家主义思想的内外政策。

1.对内政策方面

第一，修改《教育基本法》，实施教育改革，增强国民“爱国”意识。安倍第一次上台不到三个月，就对《教育基本法》进行了大幅修改。安倍对战后教育批评的核心是围绕“国家”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当今日本人国家意识的缺失主要是战后教育造成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基本法》，改变目前教育现状，必须首先修改《教育基本法》。他主张，教育的目的不仅要消除人们的错误观念，还要培植起年轻人的爱国之心，从而建立起一种“拥有大国化自觉的国民教育”。2006年11月，在在野党缺席的情况下，以自民党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单独表决通过了新的《教育基本法》，随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在参议院强行通过了该法。《教育基本法》素有“教育宪法”之称，在日本施行了近70年，是日本战后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之一，以培养学生个性、尊重自由选择等作为基本理念。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强调“教育是基于法律精神的行为”，重视“公共精神培养”，提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求学生“爱国家、爱家乡”，宣扬宪法中所没有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修改和平宪法，突出国家主体意识，实现自主立宪。安倍非常看重和平宪法制定者的主体地位，早在2006年10月安倍第一次执政，就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示，为开辟日本的新时代，必须修改二战后外国人为日本制定的宪法，制定一部“与开创新时代的日本相符的新宪法”，并据此建设“新日本”。

2012年9月，安倍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后表示，“国民投票法的通过已经为修宪搭好了桥梁，接下来该过桥了”，意在要推动修宪进程。第二次安倍执政虽不再大张旗鼓地宣扬摆脱战后体制，却采取了避虚就实策略，将重点集中在修宪上。2016年7月，日本参议院举行了选举，国会中主张修宪势力已经超过2/3。可以说，安倍内阁的修宪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预计不久后，安倍将与其他政党磋商，启动有关修宪议题讨论，将修宪推向实质化阶段。鉴于宪法第九条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安倍很可能提出所谓“人权”“环境权”，将其纳入国民修宪大讨论，或将以此打开修宪突破口。

第三，扩大首相权限，树立强势型政治家形象。为构建“新的国家”，安倍主张建立起类似美国总统型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为此需要防止政策制定的主导权重新落入国会“族议员”或官僚手中。第二次执政后，安倍加快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筹组进程，并确立和完善了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2013年秋，安倍内阁颁布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接着又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推出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发挥主导职能，以少数核心阁僚协商，实现快速决策。以往，有关安保及重大外交事务均由首相官邸负责指挥协调，安倍通过设立国安会，既可以将自己的意志渗透给官僚机构，又有助于固化这种决策模式。另外，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辅助性措施，安倍内阁还制定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大幅强化对失泄密国家公职人员的惩处力度。

第四，渲染安全威胁，解禁集体自卫权，主张“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安倍第一次上台后不久，就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认为国家的责任是要保卫国民的生命和财产，要面对恐怖袭击和外敌入侵的挑战，必须加强自卫队，拥有国家军队，不应该死守“无核三原则”，构筑保卫日本的“国防时代”，现行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是日本“正常化”道路上必须搬掉的“绊脚石”。对于自卫队是否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持肯定态度，称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承认交战权”的条文，已经争论了半个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通过行使其自然拥有的自卫权而交战，这是完全可能的。安倍还把这种事关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重大事件视为政治传承，称老一代政治家修改了《日美安全条约》，通过双方分担责任，使美国能够听取日本的主张，我们新一代的责任是使日本堂堂正正地履行职责，行使集体自卫权，实现自主防卫。

应该说，和其他领域政策调整相比，安倍内阁在军事安全方面的步子迈得最快、最大。2014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了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允许自卫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等于变相摆脱了和平宪法的束缚。翌年9月，日本国会又通过了新安保法制相关法案，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尽管安倍在其国家主义理念中不断增大军事因素，标榜“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践行“积极和平主义”，但安倍政府以军事手段扩大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未必就能换来和平，其结果很可能成为加剧地区争端与冲突的重要诱因。

2.对外政策方面

第一，主张开展“战略性外交”“主见性外交”，确保日本国家利益。安倍在其著作以及与幕僚对谈中，多次提出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观”,推崇“强国论”，清算“重经济、轻军事”的吉田路线，修改和平宪法，改变战败国形象。对于日本与东亚国家关系，安倍认为，至今日本是一种被动、追随型外交，按照对方制定的规则，或是在对方搭建的场地上进行符合对方要求的“相扑比赛”，并且通过讨好对方的欢心，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此，他主张，作为世界先进国家，日本应该加入制定规则国家的行列，创造条件开展强势外交，改变过去协调、友好至上的理念，为此不惜与对方产生对立和冲突，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妥协的接合点。2013年1月，安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重新构建与近邻国家的关系，大胆开展战略性外交。此后，安倍外交明显地表现出与中国交恶的特征，不仅四处散布“中国威胁论”，还利用各种契机炒作南海议题，鼓吹与美、澳、印等东亚“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安全战略合作，对菲、越等南海争端方提供军事援助，开展海上联合演练，目标指向中国。此外，安倍的所谓“战略性外交”，也包括强化日美同盟。尤其是2015年4月重新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不仅使双方合作范围拓展到全球领域，也大幅强化了日美军事一体化，标志着日美同盟具有了世界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同盟。

第二，混淆日本战后主流和平主义思想，展现安倍版国家主义理念下的“和平观”。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经常把“积极和平主义”挂在嘴边，该词汇成为其阐释内外政策的一个标志性口号。为了给“积极和平主义”论调出台提供适宜的政治环境，安倍极力渲染东亚安全之变，即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面临复杂且重大的国家安全课题，必须进一步做出积极的应对”，凸显日本安全政策由“被动”转向“积极”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安倍还不忘强调政策转向的合理性，宣扬日本的“积极”姿态是顺应国际期待，即“作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要角色，国际社会期待日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发挥符合国力的进一步积极作用”。除了高唱“积极和平主义”外，他还对战后一直坚持的和平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批评，称“那种光在嘴边上提倡和平是没有办法真正维持和平的”。

安倍将“积极和平主义”作为对外战略一个颇具道义性的噱头加以利用，不仅缺少战略真实性，也难以让东亚国家产生安全感。因为，他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是在批判传统和平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目的是要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和甩掉战败国的包袱，使日本能够“维持和平、创造和平”。“积极和平主义”论者虽然也以“和平主义”为名，但实际上是与战后和平主义思潮相对立的。安倍有意借价值的合理性掩盖目的的非理性，以日本战后70年的和平发展历程作为“积极和平主义”道德高位的依据，实际是要掩盖日本搞扩军备战的图谋。安倍所兜售的“积极和平主义”既不是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也不是全体国民的意志，而是追随美国、推行军事大国路线思想的体现。

第三，以重塑战后历史观，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安倍第一次上台后，既不作参拜承诺，也拒绝作出放弃参拜的保证，而是采取“模糊策略”。但是，在面对来自中韩围绕历史问题的压力时，以强硬的政治姿态，激励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情绪。

迫于舆论压力，安倍有时在国际场合会掩饰其政治本色，只有在国内竞选中才表现得比较真实。2006年秋，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演讲中，安倍在与谷垣祯一、麻生太郎论及侵华战争问题时，谷垣明确承认是“侵略战争”，麻生认为“不得不说是侵略战争”，只有安倍不愿吐出“侵略”两字。安倍甚至认为，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与德国在欧洲发动的战争性质不同，日本只不过在亚洲地区“制造了一点麻烦”。在慰安妇问题上，安倍称，战争期间，不仅日本，世界其他大国也采用过类似制度，公开替日本军队的暴行辩护。2015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既不承认侵略，也不承认日本国家责任，而是将战争中日本对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说成是在当时国际秩序推动下不得已而为之。“安倍谈话”也进一步印证，为了在精神层面强化日本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安倍采取的策略之一，是通过历史教育重新评价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历史，重塑日本人的历史观，抛弃所谓“自虐史观”，转而使国民增强对日本历史的自豪感。

总之，安倍版国家主义引领下的内外政策主张，与战后历史上国家主义者的政策主张相比，其对内政策涉及领域更广，内容更为系统，措施也更为激进，既能动地继承战后历届政权国家主义的核心理念，又突破前人不敢涉足的禁区，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开创了多个先例；其对外政策主张，既抢夺“国际道义”旗帜，又不顾国际舆论，实施强行突破，对现有国际秩序既有颠覆性和欺骗性，目标指向又具有针对性。可以说，在当今日本政坛，以安倍为核心的保守统治层已经陷入一种自我束缚、偏狭的国家主义境地。这种态势不仅恶化了日本政治环境，加剧地区紧张，也有再度将日本国家引入歧途之虞。

（本文系《日本学刊》2016年第6期《战后日本国家主义分析——以安倍版国家主义为中心》一文节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人民网国际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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