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塔杜施先生》剧照。 　　资料图片

　　俄罗斯联邦斯摩棱斯克往西约19公里处，有一片寂静的针叶林。1940年春天，苏联内务部在此秘密处决了两万多名波兰战俘、知识分子，并将罪名安在德国纳粹的头上，这就是著名的“卡廷惨案”。

　　2010年年底，俄罗斯议会下院批准发表一项声明，承认卡廷惨案是由苏联当局下令执行的；然而，这个事件已经成为当代波兰人民的创伤记忆。在受害人中，有一位名叫雅各布·瓦伊达的波兰军官，他的儿子安杰依·瓦伊达永远失去了父亲。2016年10月9日，波兰电影也失去了父亲：被称为“波兰电影之父”的电影导演安杰依·瓦伊达在华沙逝世。

　　据说，每个人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一生都会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过一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那个发誓不忘父仇的男孩，当他拍摄的49部电影一一过完之后，在他90岁高龄的弥留之际，是否能够放下仇恨或稍微释怀？我们当然无法臆测，毕竟残暴的命运将这样的国仇家恨强加给他，他的命运又与民族电影紧密相连。“电影之父”既是沉甸甸的荣誉，但是否也将他固定在某个轨道之上，动弹不得？

　　由于电影本身的图像、符号、人物对大众具有影响力，它天生自带意识形态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形式当中，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以不同时期划分，瓦伊达的电影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争取重塑雕像的权利时期，以及重塑雕像之后的时期。前一个阶段以1977年作品《大理石人》为代表：故事叙事模式类似美国经典电影《公民凯恩》，讲述了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雄心勃勃地要拍一部以50年代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砌砖工人布尔库特为主角的纪录片作为毕业论文。布尔库特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所领导的小组创造了最高纪录，因此被评为劳动英雄，艺术家为他塑起大理石雕像，鲜花、荣誉、爱情纷至沓来，他成了人生赢家。然而，作为“国家的人”的他在一次活动中被烫伤了手，他的同伴被秘密警察构陷为敌对分子，为了营救朋友，他在各大机关上访，为此丢掉了劳动英雄的荣誉和待遇。愤怒的他用一块“劳动英雄”的纪念砖砸碎了保卫处的玻璃，结果不得不在新闻纪录片里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有罪”，在法庭上他却又称自己被屈打成招。1956年波兰的十月事件之后，他得以出狱，一切却物是人非。

　　拍摄者最终找到布尔库特的儿子，得知这位英雄已经去世，连公墓的墓碑上都没有留下名字。“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期间，布尔库特丧了命。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从此，大理石人就成了一个幽灵。”这个故事直接否定了国家机器将人与冰冷的大理石的粗暴链接，也是“政治的”瓦伊达的振臂一呼。

　　在取得“重塑雕像的权利”之后，瓦伊达显然将重新塑造波兰民族精神作为己任：那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辉煌的、贵族的波兰。我们不难发现，他试图重新在银幕上建构波兰民族寓言和神话。然而他发现自己“失宠”了，这是要“重塑雕像”的人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资本主义。

　　电影变成了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广告，而昔日充满激情的同一批观众轻易就被资本逻辑提供的廉价满足感俘获，民族命运和历史对他们而言太过沉重。对于如瓦伊达般非常需要大众的导演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困境。而如另一个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由于他对观众的依赖性很小，这方面的焦虑便小得多。瓦伊达要在社会转型中面对市场、适应市场，并在90年代末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成功走出困境。

　　瓦伊达做到了与时俱进，在新时期波兰十大卖座影片中占有三席，分别是1999年的《塔杜施先生》、2002年的《复仇》以及2007年的《卡廷惨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的与时俱进并非只是致力于献媚票房，而是伴随着深沉的反思。经历社会转型之后的波兰青年一代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同感具有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没有依赖生硬的灌输或教育。在这方面，电影艺术家深厚的功底功不可没。例如，瓦伊达根据密茨凯维奇作品拍摄的波兰民族解放史诗《塔杜施先生》当年在波兰的票房超过了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这样的主旋律，名副其实。

　　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卡廷惨案带给波兰民族的创伤记忆是——安提戈涅们无法埋葬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哈姆雷特们注定想要“像思想一样飞快地去复仇”。卡廷惨案题材第一部纪录片《卡廷森林》就是由瓦伊达倡议拍摄的，从而引发更多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1993年由波兰、俄罗斯、比利时联合制作的《卡廷档案》产生了更大轰动。然而直到2007年，他才再次讲述这个延宕了这么多年的故事。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讲述中，已经没有了激烈的戏剧冲突和对屠戮的血腥展示。直到影片最后10分钟才近乎冷静地展现了屠杀场景，然而这段影像传递的是一种强大的悲悯，而非单纯的刻骨仇恨，瓦伊达的电影有更多需要我们去认知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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