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12日电（何蒨） 今年11月14日，著名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正式履新，当选法兰西道德与政治学院综合学科类终身通讯院士，也是该学院两百余年内首位华人通讯院士。同月底，由董强发起并担任评委主席的傅雷翻译奖在京颁奖。从2009年至今，傅雷奖已走过八个年头，成为中国翻译界最具价值的奖项之一。

近日，人民网邀请董强，请他为广大网友谈一谈何为通讯院士，以及傅雷翻译奖的公信力与价值何在。此外，董强也凭借丰富的文化交流经验，向我们展示了他对国际传播的独到见解。

解密“终身通讯院士”

据董强介绍，今年10月10日，他正式收到法兰西学院终身秘书长的来信，宣布他入选道德与政治学院通讯院士。早在今年5月，董强已听闻自己通过了首轮投票。彼时，稍感压力之余，他亦不忘自嘲：“若第二轮不通过岂不尴尬？”

所谓的通讯院士，有时也译成通信院士。董强介绍，这是因为法兰西学院历史较早，当时来自法国外省或外国的院士，不方便亲自参与会议及讨论，就以通信的方式代替。如今，通讯院士更多地成为一种对外国专业人士的认可。

道德与政治学院属于法兰西学院下设的五大学院之一，也称法兰西人文院，涵盖当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外交、法律、历史等。其他四大学院则分属自然科学、文学、古文献、艺术领域。著名的艺术大师吴冠中就曾入选法兰西艺术学院的通讯院士。目前，在道德与政治学院的院士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西班牙国王、法国参议院主席、教皇本笃十六世、查尔斯王子等。

作为道德与政治学院唯一的华人通讯院士，董强可以参与五大学院的所有活动。在这个大平台上，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中国的经验应该成为世界经验的一部分。[…] 中国的对外形象已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大国或商品输出大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可以对一些带有核心意义的、人文社科领域的议题，进行世界范围的讨论。如果我能够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贡献，会感到不虚此行，也有了意义。”

董强的“身份之变”

在此前的访谈中，董强多次谈到要“褪去自己身上的标签”。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记者采访他时，总把他视为法语专家、法国专家，并总提起他作为米兰·昆德拉弟子的身份。董强感叹：“在中国，外语行业在社会中的位置仍很边缘化，所以我比较反感这样的标签。”他也无奈表示：“因为昆德拉的名气太大，那么多年下来，记者还在问昆德拉，岂不等于我十多年来做的事情，别人都没有关注？”

近几年来，董强一直在推动翻译事业，并且采纳了和前人不同的角度。中国有句俗话，叫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摆事实都用外语，你不懂；或是用中文摆事实，外国人听不懂，那还怎么讲道理？”董强笑问。在他看来，国家和民族之间如果没有强大的翻译作为基础，就会引来很多误解，甚至冲突。因此，条件再艰难，他也会坚持推动翻译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董强看到，文学著作总有很多人翻译，特别是诺贝尔奖作品，但在重要的人文著作方面，特别是现当代哲学、社会学、美学领域，却存在一片空白。他强调，社科类书籍与文学不同，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的人文社科，就很容易用隔阂的眼光看西方，就会产生误解和冲突。反之，现在很少有人能把当今中国真正精髓的东西翻译给外国人看。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会被表面的现象、或是细节的、细微的事件迷惑，也就无从了解今天的中国在做什么，追求什么。

人文社科比文学更难翻译

今年的傅雷奖人文社科类评选出现了空缺，媒体一片哗然。董强指出，这是因为人文社科的翻译更难，翻译标准相对于文学有一些硬性的规定。董强解释，文学作品更接近艺术，带有主观性。在评判一本文学翻译时，只要译者把原作的氛围、作家的风格及营造的东西传递出来，就可以了，但人文社科翻译不同。

在社科领域，理论家往往使用若干基本概念，如果译者对这些概念的翻译不准确，就会让读者产生疑惑。此外，哲学和社会学作者往往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及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果译者感受不到这种方式，翻译过来的作品就可能偏离原著。最后，理论著作具有逻辑和思维上的难度，译者要达到高水准的翻译，需要多方面的素质，很难一蹴而就。

今年是傅雷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董强也对评奖更为严格和谨慎。在人文社科翻译的评选中，没有任何一本译著能够达到评委过半数投票，甚至第二轮投票依然如此。当场入围的几位译者虽然都深感失望，但董强还是顶住了压力，选择奖项空缺。这样的结果获得了在座的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社长的赞许，作为法国传奇的出版界人物之一，他兴奋地拉着董强的手说：“你们做的太棒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奖！”

在董强看来，傅雷奖代表了某种价值，它不是使馆或国家的奖，而是中法友谊的结晶。傅雷奖的奖金来自法国使馆，但评委保持独立，这也是该奖公信力的来源。董强说，本届人文社科评选出现空缺，也代表了一种信息，传递到每一位译者身上，促使他们去反思。

翻译家 = 音乐演奏家

翻译是一件个性化的工作，但往往又承载了社会使命感。董强坦诚，到目前为止，翻译界很难做到两者完美地均衡与和谐。他指出，翻译一本书，往往要译者喜欢它，这是个性很强的一面。只有当译者特别喜欢一位作家、社会学家或一套哲学理论时，他才能翻译得好。董强做了个比喻，翻译家就像音乐演奏家，演奏者对某位音乐家的理解高于他人，才能表演地惟妙惟肖，翻译同理。

但同时，翻译也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责任感。换言之，如果你感到一本书没有被翻译过来，就是社会的空白或损失。如何在时代需求和个人喜好之间找到平衡，是非常微妙的事。董强再次强调，一名译者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翻译，这是很多人的误区。译者必须把自己的专业性和语言能力、个人修养整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译者。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对翻译家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无论从待遇或社会地位来看，中国目前就很难产生大翻译家。他力所能及的，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到做翻译是有意义且荣耀的一件事。

国际传播的“纵横坐标”

拥有丰富文化交流经验的董强，谈到了他对国际传播的一些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中外交流无外乎两样东西，一是传统的精髓文化，一是社会的当代面貌，这两个维度构成了横竖十字坐标。董强指出，只介绍现当代社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只讲古代的东西，外国人对中国的新趋势就不了解。

董强记得巴黎大皇宫曾举办过一场名为《圣山》的展览，介绍中国山水与宗教、人文信仰的关系。这个展览令许多法国人用跳出来的眼光，重新看待一个民族，产生了非常崇敬的感觉。“传播，最重要的就是产生这种感觉。”董强强调，“国际传播的精要在于制造氛围，你说法国观众真的在细节上知道什么，他也未必说得清。尤其是外国人，连苏东坡三个字也发不出音，但他们在接受了展览的整体氛围后，会觉得中国民族太了不起了，特别是能体会到中国和西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者，传播需要渠道的丰富化，并且切实落地。董强感叹，很多时候，中国的文化推广并不能达到西方社会的主流或核心阶层。他指出，钱和精力要落实到对象国的主流人群身上，特别是那些能够理解中国的人，让这些人通过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语言来帮你传播，做到润物细无声。因此，董强再次强调，国际传播需要大量掌握不同语言的翻译家和专家，没有他们，就无法建立传播的渠道。

关于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董强自有看法。他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和创造机会，加强人才培养。他认为，在文化输出时，最有效的方法，是国家在最后关头不要介入太多。董强呼吁，要相信人才，相信他们代表的文化核心价值，带着互相尊重的心态，让中国文化在西方变得随处可见。

未来规划

关于当下的心态，董强笑谈：“这两年我的状态不错，好像回到了当年巴黎求学时的心态。当年也就20多岁，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是最美好的时期，整个人就像海绵一样，不停地吸收，充满好奇心，非常刻苦。”回想回国十多年，董强坦诚，也会受很多东西影响，也曾羡慕社会上的一些人，甚至会怀疑自己。时光荏苒，今天的董强发现自己已足够强大。始终依靠个人兴趣与直觉面对要做的事，未来也是如此，他说：“我认为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不需要与他人比较，这样活得也有意思。”

关于未来，董强打算做一些精到的翻译。“不敢说成为榜样，但可以让读者认识到一本精心的、高水平的译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他本人也会出版一些自己的作品。此外，当选终身通讯院士后，董强有了建立智库的想法。他的初步构思，是做成中国与全世界法语国家的沟通平台，建立可以共享的资料库、人才培养及资料收集机制，但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还需要号召更多有识之士参与，以及来自上层的支持。

对年轻译者的几句话

董强谈到，如果有可能，年轻人一定要学一门外语，包括英语之外的一门外语。在他看来，语言是承载美、历史和迈向未知世界的钥匙。学外语的人如果能够成为翻译家，也是非常美好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强的成就感。此外，他强调译者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文化素质，博览群书，兴趣广泛。他谈到：“成为一位翻译家，最大的敌人就是浮躁和骄傲。因为一个人太骄傲，就会太自我，就难以向其它事物打开，也就无法接受。所以你要能够宽容，学习谦卑，懂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存在的合理性，充分打开自己的心智去接收别人，再通过自己，将精髓的东西讲述出来，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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