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权威论坛)

2016年11月21日04:0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G20杭州峰会场馆全景。

  2016年9月3日,亲欧盟示威者在英国伦敦街头举行游行,抗议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公投脱欧。

  2016年9月20日,比利时民众在布鲁塞尔参加游行,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逆全球化”的思潮上升。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力量的博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专家们认为,只有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才能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增长作出贡献

            

  王志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赵 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国际关系室主任)

  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卢进勇(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伊恩·贝格(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教授)

  孙永福(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

  汤姆·克勒赫蒂(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经济学家)

  何伟文(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

  胡援东(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办事处首席代表)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

  查道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利益分配不均 

  “逆全球化”抬头

  王志乐:“逆全球化”是指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等情况下,不少国家出现了以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为代表的、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潮流反向而行的思潮和行动。

  赵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面临着贫富悬殊拉大和民族主义回潮两种效应的反噬,英国公投脱欧过程中这两点因素皆有体现。英国很多草根民众已不再相信精英们所言的“滴灌”效应,即开放自由的经济增长可以自然让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在他们眼中,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名词。同时在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种种难题面前,他们转而更加依赖他们比较熟悉的“民族国家”,甚至是种族认同、宗教认同,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英国本是西方世界中最为开放的中等强国,它与欧盟的切割,或许会鼓励其他欧洲国家效仿,这给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子。

  霍建国:实际上,“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这样的概念一直有。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美国西雅图举行部长级会议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就很大。最近,加上英国脱欧的影响,“逆全球化”的影响力在逐步上升。追究其原因,我认为,“逆全球化”给政治家捞取政治资本提供了机遇。这些政治家缺少一种大的执政理念,明显受到民粹主义的支配。如果说全球化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全球贸易投资快速发展,但它的协调治理是滞后的,始终没有一个机构来对它进行相应的规范。

  卢进勇:“逆全球化”的说法比“反全球化”的说法更柔和,但本质是一样的。任何事物的发展轨迹都是波浪式的,“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正是表明了这个规律。“逆全球化”的产生有三个原因:第一,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衡。从国内的角度讲,底层群众和弱势群体获得利益少,大企业和精英阶层获得利益多。第二,部分社会群体就业岗位和机会流失较多,人民因为担心全球化使国内就业岗位流失而反对全球化。欧美形成全球化的过程是某些行业就业岗位流失的过程。第三,全球化是一种国家主权的让渡,从经济角度上去国家化,引起政府的不满。

  伊恩·贝格:英国脱欧公投毫无掩饰地展示了英国不同群体对待全球化截然不同的看法。即使在英格兰东北部,这个受益于全球化而获得更多投资、财富以及工作岗位的地方,也有大部分的选民投票离开欧盟。因为这些民众更多地看到了全球化不好的一面。这一现象可能告诉我们,即使一些看上去对宏观经济有益的事,并不一定能让普通民众受益。

  孙永福:从国际角度讲,国与国之间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是利益关系,“逆全球化”声音的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利益不均。对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欧洲主要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均表示反对,如果主要贸易国利益受损的话,则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非常低。英国之所以脱离欧盟,是因为英国人感觉英国在欧盟里面的利益是受损的。脱离欧盟后,将有利于英国国民利益的最大化。

  汤姆·克勒赫蒂:英国脱欧并非拒绝全球化。英国实际上需要更大而非更小的自由贸易,而且已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再者,也没有理由说,英国脱欧就一定会危及英国同欧盟间的贸易,实际上最大限度地保持现有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

  何伟文:全球化发展的本身是经济规律,有经济基础。英国脱欧的直接原因是难民问题,难民问题主要是地缘政治灾难造成的,另外,欧盟不是全球化标准,它的很多安排不符合英国意志。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反全球化口号反映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特朗普说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但是在中美贸易和美国就业率的数据面前根本立不住脚。德国的大规模示威反对的是美国标准的TTIP,并没有说反对全球化。

  胡援东: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看,全球化不是一个坏事。它加大了资源配置,超越了国界,帮助企业用成本最小的方式获取最大的利润。

  总体趋势不会变

  治理机制需创新

  王志乐: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潮流迅速扩张以来,一直伴随有“逆全球化”思潮。但是,以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为代表的、新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为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我们急需理论创新、观念创新和政策创新。当前特别需要发展经济全球化理论,包括全球产业链理论和全球公司理论;需要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向投资输出国思维;需要创新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政策创新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和推进经济全球化潮流。各国政府应该做的不是阻挡全球型企业的发展和切断全球产业链,而是研究如何适应全球公司和全球产业链的发展,研究如何通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解决问题。

  何伟文:全球化发展的本身是经济规律,是现代化大生产超越国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交换、流动的结果,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正确的政策可以有利于推动全球化,错误的政策安排会阻碍或者扭曲全球化,但改变不了经济规律。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有四个根据: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服务贸易的跨境发展。

  胡援东:全球化整个的架构、全球化生成的基础条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有长足发展,都希望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方面能发出声音。所有规则的制定中,新兴市场国家在每次谈判中面临诸多难题,这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跨境流动,对外的依存度和受依存度不断的提升和改变,但是其实质没变。

  赵晨:英国自加入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以来,一直与欧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不愿意加入申根协定,也不使用欧元,它缺乏对欧洲的认同感,对欧洲统一的未来持一种质疑态度。在欧洲面临多重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的状况下,它内部对欧盟的反感就“一跃而起”。这一个案提醒我们,全球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相互绑定,参与全球治理的世界各国需要相互深度了解,深刻地相互理解各方的行为和政策,必须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避免相互排斥、争斗,甚至被局部利益所绑架的负面状况发生。

  卢进勇:认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三个方面应当注意。第一,局部受阻,全局仍在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英国脱欧,或许通过自贸区或其他的方式,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与欧盟的结合或者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第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发展经济,搞开放,搞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第三,国际投资领域的全球化发展步伐将快于贸易和金融领域。

  龙永图: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逆全球化”,还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步骤,是一块砖;另一种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让整个全球体制碎片化,最后垮台。

  霍建国:对于多边和区域的矛盾,我坚定支持多边,因为多边代表着一个全球化治理的方向。而且区域要强调公开透明,不搞封闭,也不搞排他。从政治创新的角度来讲不能否认多边,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很多新规则的推出,我们都不否认它代表了未来整个贸易一些新规则的发展方向,但是要去掉这种封闭和排他的作用。如果不加强全球治理,不把全球化纳入一个规范、有序当中运行的话,世界经济只能越来越糟。

  建设“一带一路”

  为全球化注入活力

  龙永图:过去我们主要是和发达国家分享全球化的利益,现在是如何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来分享全球化的利益。这与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有契合点。现在国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国际贸易还大,“一带一路”主要方案多是靠投资,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那么它肯定是对全球化的贡献。

  王志乐: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市场形成,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人们往往说这段时期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人或者西方的全球化。中国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商投资,通过大量的外资企业,中国企业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中国经济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正因为顺应潮流、融入潮流,并且与经济全球化潮流同步发展,中国才抓住了世界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根据3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中国应当坚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孙永福: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一个学生逐渐变成规则制定者之一。现在有很多好的迹象,中国企业大量地向欧洲投资,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也还在继续增长。我们应该继续认真研究全球化,其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伙伴,无论是在二十国集团(G20)还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利益之间的相对平衡。

  卢进勇: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构建价值链、产业链,现在中国要积极实施价值链提升战略。一方面是参与别人构建的价值链产业链,从低端到中高端;另一方面是自主构建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跨境产业链。

  査道炯:“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开放战略和推进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战略,对全球化有贡献,当然我们也要有耐心。“一带一路”用的不是货币改革的手段,更不是在当地争盘割地的手段,是为了促进合作国家国内的增长。

  胡援东:“一带一路”是我们参与全球化一个重要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原来是个小苗,现在长成一棵树了,要开枝散叶。这时候要参与到全球化竞争当中去,非常需要像那些大型跨国公司一样,有金融和法律支撑体系来保证。

  (本报记者李应齐、王如君、崔寅、朱玥颖采访整理)

  图片均来源于人民视觉

  制图: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21日 22 版)
(责编: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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