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李克强总理年初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是特首梁振英在立法会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抑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5月下旬莅临香港出席“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时做的主旨演讲中，做国家“一带一路”倡仪“超级联系人”，已成为中央及香港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陈立基先生早在十年前便开始投资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等国生意，是本港为数不多的“丝路通”之一，他于2014年即成立了“香港丝绸之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理事长，多次举办“丝路”沿线国家专题研讨会，向本港政商学各界推介“丝路经济带”。日前，本刊特邀中国中亚友协理事、人民日报前驻中亚和外高首席记者尹树广就有关问题对话陈立基先生。

“丝路经济带”的投资环境

尹树广：作为为数不多的港商，你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有近十年的经商经历，有许多甘苦。不少港人认为，“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法制环境差，贪腐严重，风险巨大，不值得投资。你是怎么看的？

陈立基：是的。正如你所言，在前苏联国家，我和我的贸易伙伴有多年的经商经历，当然是甘苦自知，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至今仍处在困境的案例。我们在俄罗斯投资了油田；在哈萨克斯坦投资了种植大豆的农业项目；在塔吉克斯坦投资了煤矿；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下了定金于一个待开发的铝土矿；在蒙古国我们也在探讨怎么可以缩短运输时间，把他们的铁矿石和煤运到中国；我们还在调研在格鲁吉亚建立一家玻璃瓶厂。这些投资和投资计划有成功的，如俄罗斯油田项目，塔吉克斯坦的煤矿和哈萨克斯坦的种植项目则遇到了不少困难，在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和格鲁吉亚的项目却仍然在调研考察之中，全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弱，人口少，市场狭小，使我们做决定要特别谨慎。在投资和营运过程中也确实遇到很多挫折。这些国家无论在法律，还是在会计等领域与我们香港不同，所以我们的想当然就为我们带来很多麻烦。我们更碰到了诸如语言、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营商游戏规则差异巨大的挑战，这让我们损失了很多机会成本。加上人才的缺乏，也使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关于“丝路”沿线国家因法治环境欠缺和贪腐严重，导致投资风险过大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此观点有其合理和正确的一面，也就是说，不能觉得因为丝路沿线国家大多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与中国有着特殊的伙伴关系，就认为可以放心大胆去投资，我们的经历说明不是如此！另一方面，认为丝路国家法制环境恶劣、贪腐较普遍，就认为完全不值得投资，这又有所偏颇和言过其实了。

我认为、丝路沿线国家多数是前苏联国家，苏联解体使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随之瓦解，到现在也不过是二十几年时间，新的市场经济体系或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需要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改善等诸多条件，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

目前的发展阶段，既有上面所说的对投资的诸多不利因素，但也要看到若干国家的改革措施和动力，正在逐渐产生作用！换言之，作为企业，等到投资环境改善、法制彻底健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恐怕也没有任何市场机会了！到那时候你可能只能到路沿线国家去旅游，当看客了！

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机遇

尹树广：特区政府5月主办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张德江委员长亲自莅港并发表重要讲话，你出席了全天会议并聆听了张委员长演讲。究竟香港人该如何把握好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在香港四大优势产业中，香港可在哪些领域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陈立基：“一带一路”战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和国策，不是一个五年规划或者计划，所以，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香港政府层面，要想真正推进、实施和落实它，都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不是开个会，领导人呼吁一下就立竿见影的！

我认为，“国家所需”也好、“香港所长”也罢，都应该从积极角度去理解，抓住核心去理解，而不是等着国家告诉你，等着中央政府告诉你“需要的清单”！也不应该是拿着所谓的优势产业清单去套用。就这个问题的本身来说：在香港四大优势产业中，香港可在哪些领域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如果谁可以答出这个问题，我想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多论坛、研讨会或者研究机构了！这是一个必须经过具体实践才能解答的问题。

尹树广：众所周知，“一带一路”中的合作项目大多是战略性的，周期长、资金大，香港又有“揾快钱”的传统营商思维，你觉得怎样才能在“慢与快”间实现平衡呢？

陈立基：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个是政府层面，一个是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应该出面与中央政府主管部门保持经常性沟通和协调，看看在丝路沿线国家的所谓大项目、慢效益项目，上下左右、周边有没有香港优势的行业和领域，比如大项目会需要融资，会需要建设与施工，会需要项目管理，那建设、施工和管理就会有人员的流动，以及人员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大项目也必然会涉及很多的合同，那就有合同管理人员的巨大需求，以及对熟悉合同法律条款的人员之需求等等，这必然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方式。

企业层面，则需要在丝路沿线的国家耐心寻找商机，除了中小项目自身可以运作之外，大型项目也需要与相关的“大项目”业主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也很难在事前做出“快慢平衡”之决策。

尹树广：特首梁振英一直强调香港要做“超级联系人”，你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认为香港可以做“超级经理人”。如何理解这一角色？能否举例说明？

陈立基：我个人理解，大多数人都没有理解透彻“超级联系人”和“超级经理人”之角色的含义，或者说他们理解了，但是也不敢说，说了也推行不下去！现在的香港年轻人不理解香港与内地的历史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中带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他们理解了，但是都用在恰好相反的作用点上了！“超级联系人”或者“超级经理人”，顾名思义，就是超级中间人，那么中间人的作用，自然是撮合上家和下家，撮合买卖双方，撮合供需双方，那就不能说你会干什么、你能干什么和你想干什么，而是上下两家需要什么，你就以“超级联系人”的身份去撮合什么，这里面可能涉及很多领域和行业，以香港特别的身份去协调和推进。

沿线国家的风险与机遇

尹树广：你在塔吉克斯坦和格鲁吉亚等国都有投资项目，请介绍一下这些国家的主要机遇是什么？主要风险有哪些？

陈立基：主要机会包括，中亚地区主要是前苏联的水果（包括干果）、蔬菜、棉花的种植基地。苏联时期，工业品、机械设备等均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现在则是“中国制造”填补了这些地区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所以、中亚地区投资领域可能在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及其周边产业，会有一定需求。

格鲁吉亚与中亚地区有些类似，但是有个特殊的产品就是葡萄酒。格鲁吉亚是人类葡萄酿酒的发源地，据考证，距今8,000年前，格鲁吉亚地区已经有葡萄酿酒的历史。

尹树广：“香港丝绸之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2014年，你任理事长。请问，中心做了哪些基础性工作？有哪些具体成果？

陈立基：基础性工作主要有：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研究；二，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行了系列“丝绸之路主题研讨会”，已经举办过三次，分别以中亚、塔吉克斯坦和格鲁吉亚为主题，三次研讨会的主要嘉宾分别是上届上合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现任上合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和格鲁吉亚国家主权基金“伙伴基金”主席大卫先生。各界对研讨会反响热烈，提出了许多问题，“财爷”曾俊华也出席过活动并致词，显示了特区对中心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尹树广：近年来，你多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各项活动，到过捷克等东欧国家考察。这些地方都好像待开发的“处女地”，你在这些地区会有什么计划？

陈立基：正如上面谈到的，这些地区既有风险，也有商机，谈不上“处女地”（可能对香港是陌生之地），世界银行、亚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一直致力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改革，以及发展基础设施、中小企业的改造等等，所以，这些国家并非“处女地”，欧美、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等，已经在这些国家有多年的经营和运作，只不过这些国家政治环境相对不够稳定，可能出现“城头大王旗”频频更换的情况，欧美国家搞上几年就觉得不太好，走了；日本人和韩国人又来了；再过几年，中国企业进入，日韩的企业又有撤资现象。总之，有商机，但是要灵活和分散风险。总体看，加强对丝路沿途地区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敢于“走出去”到那里考察营商环境，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环境下，抓住有利的项目进行投资，是对香港商界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尹树广）

来源：紫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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