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G20的发展史，可以了解G20做了什么。而了解G20起到了什么作用，则需要了解2008年之后的全球化新形势和新进程。

G20领导人论坛是及时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高端论坛。它既是一个管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工具，也是鼓励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交流的非正式场合。G20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对保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平衡增长尤其重要。因此，为了提高它的功效，与会国家应该对彼此的共同利益有更清晰的理解，同时必须对各自所做的承诺更加负责。G20作为一个庞大的、涵盖20个成员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成员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各自分歧上。由于各国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更加紧密，一国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他国的发展。因此，国际间的经济政策若能更加协调，无疑将惠及各国。探讨如何确保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是G20的主要焦点。在一个经过改良的全球治理系统中，G20应聚焦它所扮演的方向盘角色，而其他国际组织如IMF和WTO则专注于实施和更好地执行规则。

G20是一个探讨国际经济变革的特定场合，它的成员包括了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G20覆盖世界90%的GDP、80%的全球贸易和70%的人口。在过去几十年里，市场全球化造就了一批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它们需要被纳入到国际事务的决策中来。新兴市场国家地位的崛起十分明显和突出，比如它们的产出和贸易额在全球的占比越来越大。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相比G7等其他一些组织，G20更具代表性，因为前者只包括工业化国家，且这些国家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在不断下降。然而，G20的这种代表性是以价值观和利益诉求的分歧为代价的，因为成员们拥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文化传统。因此，共识可能会更难达成，但是这对更完善的全球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在G20的全球化进程中，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包括世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财政整顿压力下对经济增长的挑战，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改革的前景设计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日益上升。

G20与市场的开放

对外贸易自由化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出和就业，但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却在金融危机后有所增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导致全球福利的损失，因为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次优的，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分工所产生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竞争和创新的动力遭到削弱，潜在产出只能在较低水平上得到提高。相比于金融危机之前的发展水平，净出口在承担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驱动力这一角色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这可能会加大主要国家货币竞相贬值的风险，进而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背道而驰。值得注意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并非拯救经济的正确工具，因为这些做法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发展，而且也不能取代各经济体所实施的结构性改革。由于资本流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密切联系，保护主义做法将会造成破坏性竞争关系的出现。另外，各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倾销手段来吸引投资。对此，G20应当提供一个制定规则的平台。

G20应加快推动各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完成。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是，如果协商未果，多边贸易协定就会失去现实意义。近几十年区域性自贸区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会导致各国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的分割，并且这些协定可能与WTO非歧视原则不一致。尽管这些协定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但那些未被纳入协定的成员将会遭受与成员国贸易额下降带来的损失。此外，区域性协议中的相关规制将会成为国际供应链体系中企业的运营障碍，进而增加其成本和竞争力。

维持财政整顿时期的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期间，由于财政刺激计划的启动，公共财政赤字有所增加。政府帮助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承诺无形中推高了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债务占GDP比重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提升。如美国的这一指标达到了100%，希腊为150%，而高达250%的日本成为世界上该指标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我们考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预计将更糟糕。因为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各国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也预示健康和养老体系等相关开支的上升。另外，债务负担并不仅限于工业化国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例如，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许多省份大幅攀升的负债水平将会对未来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威胁。

据研究，当债务占GDP比重在90%以下时，负债对经济整体的影响较小。如果负债率超过这一水平，经济增速的中位数将会下降一个百分点，平均增速将会下降更多。过度负债的时期往往会持续很久，平均会超过20年以上。这意味着由于债务负担而造成的产出累积下降将会非常大。虽然财务整顿和结构性改革对塑造竞争力和潜在产出增长十分重要，但是它们的短期效应将影响经济发展。由于长期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短期政策的影响，它们将会持续破坏经济可持续高增长的前景。财政紧缩政策已经加剧了经济衰退，特别是在欧元区南部的成员国。因此，现行政策承受着在较长时期内经济低速增长和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的风险。

G20应当讨论如何平衡长期内财政整顿和短期内产出增长刺激政策的关系。调整将持续一段时间，大部分国家在此期间都要重新定义经济增长的来源。例如，对中国而言，不断上升的社会开支和可能偏高的利率水平将会引起经济向着更依赖消费带动增长的结构转型。相反，美国的消费将不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一个协调框架下，盈余较多的国家应该为提振国内经济增长做更多努力。以德国为例，目前投资在德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所以提高企业投资水平可能会比较合适。反过来，那些财政赤字较大的国家应该努力采取措施提高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提高出口水平。

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改革

政策性利率在金融危机中经历多次大幅削减，并已经迅速下探到比零更低的水平。有鉴于此，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来进一步刺激经济。由于财政政策常常受困于较高的政府债务水平和财政整顿措施，因此在经济调整进程中，货币政策将比以往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是，非常规手段通常会导致基础货币的激增，进而带来长期内潜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例如，欧元区的货币乘数大约维持20%左右，低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如果这些非常规手段没有用合理方式进行冲销的话，货币供应回归正常水平时将会造成巨大的货币悬停效应。从一些政府的角度来看，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被视为减轻实际债务负担的工具，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助推资产市场泡沫的重现，包括食品、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的扭曲。另外，宽松货币政策在持续，工业化国家货币将会由于通货膨胀预期而出现贬值。同时，这也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升值，进而导致后者的价格竞争力受到削弱，以及面临在后发追赶过程中经济下滑的风险。低利率政策的退出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应当谨慎践行，并注意各国央行之间的政策协调。

虽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较大份额，但人民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相比之下，美元或欧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程度，超出了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应占的份额。鉴于此，应当吸纳并鼓励更多使用新兴国家的货币，特别是来自亚洲国家的货币，进而反映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持续不断变化的经济实力。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如果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它将会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目标。所以，各国需要在汇率方面进一步协调。另外，一般而言，汇率应该由市场因素来决定，而这些因素取决于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各国应当避免为了使汇率趋向自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的水平而操纵货币。虽然贬值有助于在短期内促进出口，但它却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从长期来讲，贬值也会延误结构性改革进程，进而影响该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危机期间，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随着金融市场的高度国际化，各国需要有一套关于金融市场操作规则的统一全球框架。巴塞尔协议III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标准。在这一标准下，银行和银行系统将具备更有弹性的对抗冲击能力，并同时在微观和宏观监管层面得到进一步提升。比如在微观审慎监管即银行层面，它有助于增强单个金融机构在面临金融压力时期的韧性，而其中监管的重点在于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宏观审慎层面则是处理银行业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和这些风险的顺周期放大问题。随着银行更加资本化、更具流动性，对金融系统长期稳定性的信心将有所增强。另外，各国应该加强协调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工作，比如在欧元区引入银行联盟，确保成员国监管机构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加强协调、沟通，以共同应对危机。

中国在G20中的地位日益增强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是当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保持着年均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转型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可比价计算，占全球GDP的份额超过了15%。中国也吸收了来自发达经济体超过10%的出口份额（2000年为5%）。同时，不少研究表明，就经济规模而言，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

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在逐渐减少，如工人工资不断上涨。另外，随着中国的生产曲线抵达技术边界，从引进和吸收外国知识、技术带来的潜在红利将被逐渐耗尽。为了下一步转型成功，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更多地以创新为基础。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大大促进了亚洲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加强了包括美国、欧洲等传统发达国家的发展，进而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发展起到重要的正向作用。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避免了全球经济因为发生在工业化国家的危机而陷入全面衰退。但反过来讲，由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2008年源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是目前中国经济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不可持续的，不可能再以每年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为了防止由于对工业化国家出口下降所带来的经济下滑，中国政府已经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财政刺激措施包括通过庞大的国有银行体系释放信贷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特别是改善国有企业信贷条件。但是由于这些国企运转效率是较低的，投资往往导致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进而银行系统积累大量的坏账。除了银行体系，政府债务水平也会快速上升，特别是在省级层面。鉴此，中国需要在解除金融市场管制方面有所进展，包括让私人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从而进一步支持经济转型，缓解金融风险过度在国有部门聚集。

G20成员方都是在全球经济中具有影响力的大经济体，在考虑自我发展和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全球的发展和利益。G20的崛起也说明国际金融体系不能缺少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被边缘化的时代已经逐步结束。中国一直积极参与G20事务，中国的政策一直是合作共赢。

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50%以上，危机时期甚至超过70%。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使2016年由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主办的G20峰会被赋予了新的期待。近年来，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支付并逐步实现可兑换，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及丝路基金的建立等，都是中国为国际经济治理所付出努力的具体表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隐患与风险，实现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需要像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论述G20的意义时所说的“世界需要一种包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灵活高效的‘新多边主义’”。

（文章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专著《2016 G20与中国》供人民网国际频道专稿。《2016 G20与中国》一书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6年2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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