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许晓光（林昶 摄）

人民网8月18日电 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华大学联合主办、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16年年会暨“日本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学术研讨会12日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许晓光在发言中称，除了由“武士道”精神所造就的侵略传统之外，日本明治以来逐渐臻于完备的“大陆政策”为代表的民族扩张政策，总是想寻求自认为的所谓“合理性”与“合法性”。他认为，厘清这一切，对于今天彻底清算日本明治以来民族扩张的理论依据是颇有意义的。

许晓光指出，日本近代思想界为了论证民族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西方传入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根据日本在亚洲文明程度的领先状况，思想界提出“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即认为日本已经是“文明强国”，在世界上可以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从而在亚洲应当成为“食他人者”的理论。另一方面，提出亚洲各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所以只能成为“被食者”的理论。再进一步推断，文明进步的日本，向野蛮落后的东亚各国扩张，“输出文明”并“保护”那里受苦受难的人民，成为日本“义不容辞”的义务。民族扩张的“正义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思想理论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军国主义扩张侵略提供了正当性诠释。

这套理论大致按照如此逻辑被诠释：首先，人类社会的演进，遵循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强者可以“食他”，弱者只能“被食”的规律不可抗拒。这种规律本身也促进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世界上强国侵略、欺凌、控制弱国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任何国家皆不能逃避这种规律的约束。其次，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察，欧美列强由于遵循这种规律而走向文明进步，成为世界上的“食他者”。日本由于向西方学习，经过明治维新和社会改革，正在达到与列强同等的文明程度。因此，日本在世界上已经能够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在亚洲已经成为文明国家，具备了充当亚洲“盟主”和“食他者”的资格。第三，亚洲各国社会落后，顽冥固陋，人民不思进取，甚至对日本安全存在威胁，需要“文明”的日本充当救世主去对其保护和促进文明。所以日本对东亚各国的民族扩张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理论内部层层相因，逻辑联系紧密。这一系列理论的最终逻辑，必然导向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扩张“天然合理”的归宿。

许晓光认为，这套理论在日本外交史上影响极大。

一方面对当时日本的扩张侵略提供了所谓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据。可以看出，理论的逻辑指向与当时统治集团的对外扩张战略十分吻合。日本统治集团正是要将朝鲜作为自己的“利益线”之重点。如日本军国主义代表山县有朋反复强调：“国家独立自卫有二途：一曰守御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之形胜。以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以何谓利益线？接触邻国之势，与我主权线安危紧紧相关之区域是也。凡作为国家，不可没有主权线。又均不可没有利益线。而外交及军备之要诀，乃为专存立于此二线之基础者也……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于朝鲜……不可忘记，朝鲜变成多事之时，即东洋产生一大变动之机。而朝鲜之独立，要维持之，有何等之保障耶？此岂非感到向我利益线急剧之威胁者耶？”这种外交军事观念与思想界提出的理论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这套理论在日本外交思想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就是继承了明治以前思想家如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等人提出的向中国、朝鲜等扩张的设想。佐藤信渊曾主张：“当今世，在万国之中，若要选土地最辽阔，物产最丰饶，兵威最强盛者，有如中国者耶？”即中国这块“肥肉”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重中之重。而且他还指出：“在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由皇国易于攻取之土地，没有比中国满洲更容易者。”而吉田松荫则将“以和亲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然后拉美折欧，则事必成。”将侵略亚洲作为对美、俄外交损失的补偿。所谓“启下”，就是为昭和时期日本实施“大陆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理论依据。

许晓光强调，这套理论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如果按照“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准则，那么当日本尚未走向文明时，欧美列强是否也就理所当然应该将日本作为食饵吞并？这一点日本思想界没有阐释。另外，日本后来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使这套理论外表罩上的“保护”各国、“促进各国文明”的光环也不攻自破。但是，直至今日，日本政界要员和社会右翼势力，仍然不愿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罪恶性，不愿对受战争侵害深重的亚洲人民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和忏悔，甚至极力美化这场给亚洲各国包括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因此，今天从思想上彻底清算日本近代以来民族扩张的理论依据，仍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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