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万胜（林昶 摄）

人民网8月17日电 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北华大学联合主办、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16年年会暨“日本的社会变迁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吉林市举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万胜在发言中指出，日本行政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系的变迁密切关联。在自民党内部，行政改革的推进始终与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从决策过程的视角看，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主导地位，一直是日本国内实施行政改革的主要目标。

徐万胜指出，自2012年12月自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以来，安倍晋三内阁的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的类型特征：

首先，安倍内阁持续推动旨在实现“官邸主导”的制度建设。其中，2013年12月4日，安倍内阁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于2014年1月7日设置国家安全保障局作为下属事务机构，旨在巩固首相官邸在外交及安全保障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2014年4月11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又通过对省厅干部人事进行一元化管理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关联法案。法案核心内容是创设由官房副长官任局长的内阁人事局，负责管理各省厅部长、审议官以上级别的约600名干部的人事信息，进行资格审查、制作干部候选人名簿并确定最终人选等，辅助首相对官房长官进行人事作业。2014年5月30日，对省厅干部人事实施一元化管理的内阁人事局正式成立。

其次，安倍内阁实施“官邸主导”的运营方式主要是通过官房长官菅义伟与有识者会议来进行政策协调，并借助内阁人事来影响政策决定。菅官房长官是安倍内阁的枢要，内阁各省厅以菅为核心进行政策协调，在重大政策课题决定过程中实行“一元化”管理。同时，安倍内阁成立后不久就对各类有识者会议进行梳理，使之引导政策走向。

例如，为了满足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策需求，从2013年2月起，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关于重建安全保障法制基础恳谈会”重新活跃起来。该恳谈会由10余名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专家组成，完全体现了安倍首相的政策价值取向，自始自终发挥着引领政策走向的作用。

另外，安倍内阁还进一步加大对内阁人事的介入力度并由此发挥政策影响。例如，为了推进金融宽松政策，安倍首相不顾财务省反对而决定起用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出任日本银行总裁，并促使国会于2013年3月批准了相关人事案。

因此，自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安倍首相能够主导重大政策方针的决定，从实施“持续量化宽松”的经济政策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政策，均带有浓厚的安倍个人色彩。

徐万胜指出，战后，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以及适应行政管理需求，日本政府数十年持续不断地推进行政改革，以便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并满足国内政治改革的战略需求。冷战时期，日本政府曾两次设立“临时行政调查会”（1961-1964 年、1981-1983年），三次设立“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1983-1986年、1987-1990年、1990-1993 年），并在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内阁执政时期，实现了国营铁路公社、电信电话公社和专卖公社的民营化改革（“三大公社”民营化改革）。

冷战后，桥本龙太郎内阁在1990年代中后期推行了以中央省厅为主的行政改革，通过中央省厅重组及新设内阁府等，强化了内阁及首相官邸的决策主导职能。21世纪初期，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期间又推行了以道路公团及邮政公社民营化为主体的特殊法人（指政府举办公共事业或公益事业时，为从行政会计约束中解脱出来，依据特别法律而设置的法人）改革。上述行政改革均是在自民党政权框架下完成的，且与自民党支配体系变迁密切关联，对其党内权力结构、政策决定过程以及社会支持基础产生了深刻影响。

展望未来，为适应日本社会发展进程并维持执政党地位，执政的自民党仍将持续推进行政改革，并无法回避行政改革对其支配体系所产生的多重影响与反作用力。实践表明，自民党内的权力集团唯有顺应行政改革的大势才能巩固并强化其权力地位，并且，行政改革也将不断促进自民党政权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的机制化建设。但另一方面，行政改革对自民党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则是复杂的，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市民社会，自民党政权是难以通过行政改革来“固化”其社会支持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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