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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7月26日电（记者常红、李警锐） 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16日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编辑部主任林昶指出，中日复交44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毋庸讳言，近年来，中日政治互信缺失，普通民众相互好感度走低，两国关系持续低冷，不禁让人发出“剪不断，理还乱，是中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慨。因此，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在《日本学刊》撰文说：“对日关系几乎始终是（至少经常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上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

随着当年那个时代的渐行渐远，LT贸易、以民促官、邦交正常化、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大熊猫和朱鹮、姊妹城市……仿佛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当前中日政治关系严峻，出现了包括作为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团一员、曾言“我是中日友好之子”的野田佳彦一手导演了钓鱼岛“购岛”闹剧等诸多事态，致使一些学者发出“中日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声音。对此，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破解中日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杰出的战略家，其外交战略思想，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

首先，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正如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的，中国的对日外交总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已制定的，这就是同日本世代友好下去，向前看，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其次，邓小平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在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优先顺位战略问题上邓小平说中日友好超过了两国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从国家战略层面，见诸党的十二大报告。

再次，邓小平维护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邓小平运用辩证法，对于中日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始终保持警惕，进行斗争。

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据 《邓小平年谱》记载，1982年7月，邓小平曾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同胡乔木、廖承志谈话。谈话非常具体，特别指出，“8.15”，《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长久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要对这段历史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1989年邓小平会见的最后一批日本客人时说：“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邓小平主张把中日两国人民都当作为中日友好的基本力量，把中日之间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中日两国人民同“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样“划线”无疑对我们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所体现的精神，是与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的外交战略思想相一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二大以后，分别提出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等周边外交方针。十八大又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包括“一带一路”构想都是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化。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往来，同各国人民一道，不断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推向前进”。可见，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友好合作、互利共赢，提供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正能量。

中日一衣带水，两国漫长的交往史， “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但显然，对于“搬不走的邻居”的中日两国来说，定义关系要比创造它的过程简单许多。广义的中日友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上。邓小平说，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其中最多有100年的路程走得不好。殷鉴不远。而狭义的中日友好历史，则几乎是同时代史。中日两千年能够跨越不愉快的历史，“相逢一笑泯恩仇”，当今和平与发展主题时代下也应能跨越隔阂、纷争，实现合作、共赢。

从政治层面来说，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其中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正如它的名称“和平”、“友好”、“条约”的关键词所示，是以两国议会批准的法律形式，确认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持久的友好关系。条约有效期为10年，至今中日两国都没有宣布终止条约，所以条约一直自动继续有效。

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机制化建设，包括政府层级的外交安全与经贸事务部门，以及危机管控机制，仅民间友好团体、机构就有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日友好协会、中日友好城市、环保医疗……人员往来，每周500个航班、每年600万人互访，经济层面的3000多亿美元的年贸易额……这是我们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背景下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当然，客观现实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中日关系紧张的症结无疑在日本，但即使其中最重要的日本政治右倾化，也并非铁板一块。而且，双边关系还需双方的共同努力。还要防止某些学者、舆论有意无意地把中日关系的负面扩大化。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提出和谐社会、合作共赢的理念，需要一个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友好相处是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很难想象，一个高度对抗、充满危机的国家关系能够长期共存，一个龃龉不断、麻烦丛生的双边关系能够在共进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当年，邓小平赴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同福田首相的第一次会谈中指出：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多次讲到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同样，习近平2015年5月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也强调中日双方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谆谆话语，一脉相承，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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