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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是否该让SCI“走下神坛”

2016年07月26日08:59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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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在展示感染寨卡病毒的哺乳动物小鼠神经干细胞图像。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许执恒团队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教授秦成峰团队合作,在世界上首次证实寨卡病毒感染可以直接导致婴儿小头畸形的发生。相关论文于5月12日在国际期刊《细胞:干细胞》上在线发表。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新华网北京7月26日电 被业内广为看重的科研水平参考指标SCI,因汤森路透宣布将旗下业务出售而将被易手给和科研毫无关系的“门外汉”。于是“SCI大讨论”再次出现:SCI体系换了“东家”还靠谱吗?我们对它过分依赖了吗?科研水平的进步到底要靠什么来衡量?……一时间,吐槽、质疑、忧虑,科研界的各种声音不断。

大讨论本身,凸显了这套评价体系在全球科研工作者心中的分量。而有关它的非议,看似是SCI“躺枪”,实则表达了人们对科研评价体系的再认识。

被“高看”的指数

被科研界统称为SCI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又叫科学引文索引,已有50多年历史。实际上它是一个庞大的引文数据库,通过科研论文被引用的频次来体现科研成果和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科研界通常所说的SCI期刊,就指被其数据库所收录的学术期刊,每年这些期刊都有相关的影响力因子排名。

作为一种评价工具,SCI影响因子有一定的口碑和说服力。理论上,一种刊物的影响因子越高,影响力越大,科研人员所发表的论文传播范围也更广。因此,科研论文是否发表于SCI期刊、期刊的影响因子如何,已成为许多国家和机构评价科研人员绩效的指标。

SCI历史上曾几经“倒手”,它本是由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独立编制发布,但1992年科学信息研究所被汤森公司收购,此后随着汤森公司和路透社合并,“东家”又变成了汤森路透。不久前,汤森路透又决定将其出售给和科研毫无关系的私募股权公司Onex和霸菱亚洲投资,让人们看到了它商业性的一面。而人们对其商业性的忧虑之外还有更深的担忧:科研评价体系是否过于依赖SCI了?

比如,中国加入这一体系后,近年来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2014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超过日本和德国,排在美国之后居世界第2位,10年来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4位。

指标的突飞猛进,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科研水平的发展,但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实际的科研创新能力并不像这些指数所显示的那样“猛”。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霍国庆教授对记者说,SCI以及类似的指标,实际上是第三方机构为了盈利而做出的产品,近年来它们甚至专为中国量身定制出各种排名、指数,这些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科研水平。

霍国庆认为,SCI指标被很多科研机构当做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成为申请经费、评奖和评职称的主要依据,暴露很多弊端。在这种导向之下,发SCI论文成为研究人员做科研的出发点和首要目的,而不是国家需求或个人兴趣;其次,很多科研项目止于发表论文,没有实现成果产业化,也就没有真正转化为竞争力。

事实上,在同样重视SCI评价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忧虑。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以及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在合著的新书《钓愚:操纵与欺骗的经济学》中,对影响因子排名一类的评价指标的弊端直言不讳,“(美国)大学教授发表文章的期刊也有排名………学生为了考试而学习,老师为了考试而教学,教授为了满足期刊发表的指标而搞科研,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扭曲……”

易“偏差”的评价

如今,科研人员竞相向SCI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投稿。但影响因子高的“好期刊”,是否真能反映出单个科研成果的质量?对此,科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

从计算方法看,影响因子实则是一个平均数,通常是以某一刊物在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物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得出该刊物当年的影响因子数值。因此理论上,一种刊物的影响因子越高,影响力越大,所发表论文传播范围也更广。

但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就算是国际顶尖学术期刊,除了少数极为出色的论文,大部分论文的引用也是远远低于平均值的。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皇家学会等科研机构学者以及《自然》《科学》等期刊出版方的高级编辑,不久前合作撰写的一份报告分析了其中弊端。他们认为,两个全球顶级杂志中,常有一小部分论文被引用次数非常高,导致影响因子在均值计算过程中出现偏差。而用易出现偏差的指标,来评判科研人员水平,必然产生评价扭曲。

报告作者发现,多数论文被引用次数都达不到发表它们的期刊的影响因子数值水平。难怪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认为“影响因子的高低对知识含金量并没有任何意义”。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史蒂芬·柯里是报道的作者之一,他对记者说,他对汤森路透用来计算期刊影响因子所使用的数据是否可靠本来就有一定顾虑,“我不确定汤森路透的这次交易是否产生影响,但这项业务的接盘方如果未来能够保证这方面的透明度也是一件好事”。

科学界抵制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并非头一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举动就发生在2012年12月,当时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在内的75家机构和150多位知名科学家支持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宣言认为影响因子是评价期刊的工具,不是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具。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事务的评审。

需“复位”的标准

依赖影响因子来评价一个研究人员以及他所撰写论文的科研水平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史蒂芬·柯里说,这会导致很多问题,包括增加学术造假动机,鼓励研究人员跟风追逐“抓眼球”的科研成果以及抑制创新等。

这不由令人联想,近年来一些中国科研人员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案例,是否和他们急于在国外SCI期刊发表论文有关。

“我们想强调期刊影响因子的局限性,让那些评估科研成果水平的人将目光聚焦在论文本身,”柯里还鼓励大学等科研机构签署《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这一宣言就指出学术界不应该过度依赖影响因子。

柯里等人参与采写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如何更准确地计算出期刊所刊发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分布状况,并呼吁各家期刊将这些基础数据公布出来,减少学术界对影响因子的过度依赖。

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薛一波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如果把发表SCI论文,作为评价的几乎唯一指标,会导致许多弊端,“不能一刀切,科研应有多个评价指标,如医生的医术,工程技术人员的系统能力等。”

不少学者认为,单纯统计SCI论文数量,只是在科研管理水平不够高时采取的一种粗略方法。摆脱“SCI依赖症”还有待科研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全球看,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或专业协会已不满足于发表一般的SCI期刊论文。

或许,只有让SCI“走下神坛”,才能让错位的科研评价标准重新复位。(记者杨骏 张家伟 张莹)

(责编:张可月(实习)、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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