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高兰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林昶摄）

人民网北京7月20日电（记者常红、李警锐）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16日在京召开。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高兰认为，目前，中国和日本均已进入了大国时代，除了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传统重大分歧之外，中日关系面临的课题、难题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首先，中日对对方的重视程度在下降，两国之间缺乏相互敬意与相互尊重。近年来，安倍政府采取“包围中国”的政策，特别是2016年3月以来正式实施的新安保法，包围、封锁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日本注意到，中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中不包含日本、印度等国，日本担心在中国的外交构想中，日本的存在被埋没，将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质的下降。

其次，日本的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王毅部长在回答记者有关中日关系的提问时指出，对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面对中国的发展，日本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伙伴还是对手？

可以认为，中日之间目前的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如关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保障条件，中日双方认知出现差异。日本认为，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关系，确保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也确保了战后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共享和平繁荣。另一方面，日本国民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活动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和平与繁荣带来结构性挑战。中国对外宣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海洋事业的发展是为了营造适合本国和平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的重大举措。

总体看来，自2014年11月借APEC会议以及2015年4月的亚非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连续两次实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以来，基于四项原则共识，中日关系正在趋温向暖，逐步改善。但是，从目前来看，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日之间的战略性矛盾也不断凸显。

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安倍强调要和中国进行高层会晤，进一步加强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以便更充分地利用中国市场，促进“安倍经济学”的推行。但日本十分担心其成为中国经济圈当中一个边缘化的国家，丧失东亚经济主导权。因此，针对亚投行，日本不仅宣布成立1100亿美元规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在寻求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希望先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也在慎重研究加入亚投行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风险，既不愿意像英国那样率先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也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协调自行加入亚投行，引起美日的分裂。

此外，日本认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两面性：从积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带动陆路、海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抑制海盗、打击恐怖势力等，维护海洋安全。从消极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将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未来可以利用基础设施网络牵制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日本认为，需要慎重观察“一带一路”的开展情况，从开放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将中国纳入国际规范，确保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自由使用相关规则。

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矛盾正在发生作用。由于日本对华认识的“两义性”特征，日本现在正处于战略矛盾状态。即，一方面，日本在安全领域与中国进行对话与竞争，同时又在经济层面对中国既防范又合作，所以是一个既竞争又依赖的复合型矛盾关系。

2017年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遵循习近平主席“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髓，今后在推进中日关系方面可以考虑：第一，寻求扩大中日利益交汇点。第二，增强中日两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中日之间旅游、文化交流等活动，增强中日两国的亚洲意识、文化一体化意识，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意识。第三，谋求共同安全意识，积极参与建设亚洲安全机制建设。

总之，中国与世界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共同体。进入“大国化”时代的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并不仅仅是政治紧张的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在短期内面临困境，但从长期来看，良好的中日关系是维持中国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日本也期待着再次建立中日新型大国关系。今后，中国与日本应相互克制、加强协调，以“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努力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并与东亚各国一起增进共识，共建繁荣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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