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这场闹剧的角色分工相当明晰，有编剧，有导演，有主演，有配角，也有跑龙套、敲边鼓的。其中，日本资深外交官、国际海洋法法庭前任庭长柳井俊二在组建临时仲裁庭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一手搭建了临时仲裁庭。虽然建这个仲裁庭在程序上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但他的独特身份、特殊背景、过往言论、政治倾向等一干因素，都与《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的规定相违背。这决定了这个仲裁庭从组建之日起便存在公正性与合法性的原初缺陷。

柳井的职业形象：“亲美遏华”的“右翼鹰派”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ＢＨＰ）第１０段明确指出，与争端一方当事国存在的过往联系，可能构成对法官公正性质疑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过往联系往往取决于法官的过往职业背景。

在柳井漫长的职业外交官生涯中，有两个鲜明的烙印。一是“亲美遏华”，二是“右翼鹰派”。而他与安倍晋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是尽人皆知。这样的职业背景和政治取向，构成他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任职时的价值取向底色。

柳井１９６１年进入日本外务省，此后４０年间，先后出任条约局长、综合外交政策局长、外务审议官（副外长级）、事务次官（最高位阶职业官僚）、驻美大使等多个要职。

在外务省任职期间，柳井曾参与钓鱼岛问题、日美安保等敏感事项。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柳井代表日方，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副外长级磋商，主要议题包括钓鱼岛、日美同盟、历史问题等。１９９７年８月，已升迁至事务次官的柳井在记者会上暗示，日美防卫指针的适用范围将包括台湾海峡。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因卷入外交机密费挪用丑闻，柳井受到严重训诫处分并遭解职。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有职业污点的人物，２００５年被日本当局举荐到国际海洋法法庭出任法官，并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担任法庭庭长。２０１４年６月，柳井连任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但不再担任法庭庭长。

正是在柳井担任庭长期间，菲律宾单方面发起了南海仲裁案。庭长的权限使柳井得以决定组建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５名仲裁员中的４名。

安倍政府和阿基诺三世政府的这种“默契”，恐怕已经很难以“巧合”来描述。

一个“巧合”接着一个“巧合”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时，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戴尚志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因素。他同年１月２９日在《南华早报》撰文指出：“日本的角色将受到质疑。”

戴尚志举出两处“可疑性”。一，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晋三上台。２０１３年１月，外相岸田文雄选择马尼拉作为出访第一站，并承诺向菲律宾提供海岸警卫队船只。

日本外务省发布的１月１０日日菲外长会谈概要显示，岸田与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双方围绕南海问题达成共识：重要的是，所有相关国家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相关国际法；并就（南海问题）继续合作达成了一致”。戴尚志在文中提醒说，考虑到“东京与北京的关系因尖阁群岛／钓鱼岛而日渐紧张，有人会质疑，在岸田文雄访问后不久菲律宾就提出这一法律挑战是否巧合”。

戴尚志点出的另一个“巧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根据《公约》附件七第３条，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指认、组建特设仲裁庭。

从后来围绕组建仲裁庭的事态进展看，不得不说，戴尚志的直觉是正确的——５人组成的临时仲裁庭中，除一名德国籍仲裁员为菲方指派外，其他４名分别来自法国、荷兰、波兰、加纳（英国双重国籍）的仲裁员均由柳井一手指派。

期间有个小插曲。柳井一开始指派的首席仲裁员是斯里兰卡人品托，但品托因妻子是菲律宾人请求回避。

其实，更应该回避的正是柳井本人。

一边当“国际法官”，一边当“首相智囊”

《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第８段明确规定，法官／仲裁员从事的司法职能以外的活动不得与司法职能相冲突，不得减损其司法任职的公正性。

然而，柳井作为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硬伤”恰恰在于，他在国际海洋法法庭任职期间“一心两用”，并深度参与到与日本军事、安保政策密切相关的政府智囊团中。

小泉政权期间，柳井被选为首相咨询小组“安全保障和防卫力恳谈会”成员。２００７年，安倍晋三组建首相咨询小组“安保法制恳谈会”，选用柳井出任会长，重点讨论修改与集体自卫权解禁相关的宪法解释。后因安倍辞职，“恳谈会”暂歇。２０１２年安倍重新上台后，马上重启“恳谈会”，仍由柳井担任会长。２０１４年５月，“恳谈会”向安倍提交了建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安倍政府以此为蓝本，在一年多时间内，飞速完成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立法。

众所周知，近些年，中日就钓鱼岛主权及海洋划界问题的分歧与矛盾十分突出。作为一个致力于修宪以解禁集体自卫权，致力于扩大日美军事同盟、从而试图通过武力威慑取得对华优势的日本首相政策智囊团的首脑，柳井的这一司法职能外的职位定位，显然极不适于介入南海仲裁事宜。

一个蔑视联合国作用的日本式“海洋法治”鼓吹者

根据《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第７段规定，法官／仲裁员享有的言论与结社自由不得妨碍其司法职能公正、独立的践行。

柳井作为日本右翼阵营代表人物，个人政治立场非常明确。“安保恳谈会”任内，柳井在日本媒体上多次强调，日本“没有放弃宪法第九条的集体自卫权”。

２００７年５月，柳井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放言，“拦截导弹不用的话太浪费了”，试图以此强调有必要修改宪法解释。

２０１３年８月４日，在临时仲裁庭组建刚满１个月，柳井以“安保恳谈会”会长身份参与ＮＨＫ节目，公开阐述政治立场，认为日本的岛屿受到了威胁，强调日本存在敌人，需要强化武力等多方面来保障日方安全。这番言论针对中国的意图相当明显。这种在敏感时期，主动、正式、公开的媒体表态，足以表明柳井在处理仲裁案争端方面的公正性存在重大瑕疵。

在同一个节目中，柳井甚至扬言，在安全保障方面，联合国实际上没用，只能靠日美安保条约。这与其在其他国际场合以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形象大相径庭。

２０１６年２月，在日本外务省主办的第二届海洋法国际论坛上，柳井发表主旨演讲，对安倍在香格里拉会议、七国集团峰会等场合抛出的“海洋法治三原则”大加赞赏。不难想象，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他已经彻底把安倍政府的“海洋法治”代入到国际法规则中。

有缺陷的鸡蛋孵不出健康的鸡崽

柳井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不仅仅止于“日本前资深外交官”，且其一贯言行清晰显示出柳井对中国公然持“遏华”态度；其在日本国内与安倍政府的密切关系和行为与其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司法身份要求的公正性、独立性形成冲突。

换言之，身为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柳井在南海仲裁案事项中是“利益相关方”，公正性严重存疑，构成《国际司法独立性原则》规定的法定回避事由，理应回避此案。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前课长浅井基文曾与柳井共事。他告诉新华社记者，柳井俊二曾经担任过安保法制恳谈会的会长，是安倍的“好伙伴”，这个仲裁庭也是柳井在考量安倍政权意向的基础上搭建的。

浅井认为，由柳井来决定仲裁员，简直难以想象。“如果他们真的有意开展公平仲裁，就应该选择充分了解亚洲、了解南海现状的人来担任，但柳井选出的人选完全体现不到这一点。从这次裁决结果也可以看出，这是由一些完全不了解南海的人、肆意做出的判决，在判决之前，结论就已经事先准备好了”。

正如有缺陷的鸡蛋孵不出健康的鸡崽一样，有缺陷的“法官”又怎么能够凑出个合格的仲裁庭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７月１２日指出，柳井在协助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可以看出，仲裁庭从成立之初就已政治化了。该仲裁庭的成立就不具有合法性，其越权审理并做出的所谓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

这也是大多数明理、明眼的人们对柳井及其拼凑的临时仲裁庭性质的精准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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