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政治导致同床异梦。”长期以来，美国情况便是如此，2016选战表现更甚。尤其怪异的是，美国民众的焦虑与选举过程中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两极分化的选民认为中产阶级的困境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关键社会经济问题。然而，竞选资金的结构正日益偏向于富裕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基础。它导致委托精英与被剥夺权利者之间出现明显的政治断点。

根据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调查，2015-2016年度的联邦大选（包括总统和国会选举）共计筹款25亿美元。如果与往届大选有何区别的话，那就是明显低估了金融资源参与 2016选战的充分程度。据《泰晤士报》报道，纽约时报集团通过市场化广告、报纸与电视传播等方式，截至2016年3月，关于特朗普的相关报道价值近20亿美元；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报道价值约是前者一半。毫无疑问，2016选战（包括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总体花费将很容易超过2012年所创下的63亿美元纪录。

这种超常增长贡献来自于一小部分选民。2016年5月，排名前100的个人为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赠了总额2.92亿美元，而排名前100的组织（如工会、公司和他们的雇员）贡献了另外1.33亿美元。然而，这些数额与所谓“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筹的7.54亿美元相比显然相形见绌。

顶级捐赠者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捐资金已占2016选战竞选资金总额的50%。

当前联邦竞选的个人贡献高度集中于少数富裕投票阶层。根据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为目前联邦大选捐款超过200美元的只占成年人（投票年龄）比例的0.34%。在2016年所募集资金总额的65%来自于组织和个人捐赠的前1%。在成年人口中，至少贡献了2700美元的人群只占0.04%。

钱花得是地方吗？象征现有权力基础的在职者肯定会给出肯定答案。尽管关于政治变革的呼吁不断，但这并未改变已经在职者的惯性趋势。从1963年到2014年，众议院的平均连任率为93%，参议院为82%。到目前为止，参议院连任者与挑战者之间的花费之比为4：1，而在众议院，这一比例高达6：1。

美国梦处于危险之中---尤其是如何为后世美国公民带来经济繁荣这一理想目标处于危险之中。不幸的是，中产阶级的实际工资持续停滞已是事实。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1999年以来，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缩水了7.2%，而在1999年之前十五年内增长了18.9%。美国梦正处于转变为噩梦的边缘。

虽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还在为中产阶级的困境争论不休，但毋庸置疑的是，迫切需要阻止这一不祥的趋势。家庭收入的压力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后者是任何经济体生活水准的基础。事实上，从2008年至2015年，美国非农部门每小时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2%，而2008年之前8年的增长速度为2.7%。

主要的宏观经济驱动力的生产率增长，即企业资本支出和储蓄，也一直处于压力之下。2008年至2015年，非住宅固定投资平均只占GDP的12.2%，而在前八年为12.8%。同样，2008年至2015年，国民净储蓄率平均只有国民收入的0.8%，而在2000-07年期间为3.2%。

储蓄、投资和生产率是经济幸福指数实际关注的问题。三方面的不足导致处于收入分配顶部的中产阶级产生焦虑，这已不足为奇。对此，公众似乎已经明白了，但美国的政治领导层似乎并没有了解这一点。它可能会承认这个问题，但难以提供新的答案。

关于政治经济的繁荣需要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需要一种反思：未来几年是实现还是打碎美国梦？它关系到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选举职能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可悲的是，2016选战并没有令人鼓舞，因为其政治权力的集中越来越偏向精英与当权者。

（作者为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坦利前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人民网记者章念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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