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6月28日电 北华大学东亚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郑毅在《日本学刊》发表《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指出，中韩日三国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记忆”存在差异，日本作为战争发动国、侵略者的历史记忆被有意识地隐去了，但99%的日本历史学者都认为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中韩日三国围绕那场战争的记忆存在差异。差异化的战争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导向性。在中韩日三国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种由一元化结构向多元化结构转变的趋势或过程。尤其是日本社会受害与加害二重性的战争记忆构造和不断修正历史认识的政治倾向，造成三国在战争记忆问题上存在较大差异。战争记忆作为“历史遗产”成为阻碍三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塑造真实的战争记忆是构建三国“共享的记忆”的前提和基础，构建东亚社会在战争记忆上共同的“记忆的场”是推动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行路径。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他把记忆分为自传体式记忆、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美国社会学学者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的集体记忆是保存和传承历史的载体，而历史记忆中的战争记忆内容对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活动现象。战争时期往往是集中产生更多值得集体去保存、传承的重大事件和纪念性节日的重要时期。因此，“战争记忆”是“历史记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构建国家归属感和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谓“战争记忆”，是交战国双方的全体社会成员围绕战争中的经历（或称之为“战争体验”）的记忆，是由个人、群体、国家等多个层面的记忆组成的集合体。

中韩日三国围绕着70年前那场战争的记忆，表现为对同一历史节点的解读不同、同一“记忆的场”的文化含义不同、对同一场战争的历史叙事等存在巨大差异。“8·15”、“9·3胜利日”、“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核爆、靖国神社、“慰安妇”等热词，浓缩了东亚国家的“战争记忆”。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韩日三国对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的重构过程可以发现，其各自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完全不对应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记忆;韩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被动员的族群和各阶层的受害者记忆;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同样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记忆，其作为战争发动国、侵略者的历史记忆被有意识地隐去了。

那场战争，成为中韩日三国都是战争受害者而没有加害者的无主体责任方的“战争”。同时，作为真正战争受害者的中韩两国，重构战争历史记忆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避免悲剧重演。而在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重构过程中，祈愿和平、永不再战是构建社会记忆的终极目标，但同时又有意识地要将那场战争“神圣化”，模糊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中韩两国历史记忆中的正当、合理诉求无法得到正面回应，造成中韩日三国对同一历史时间节点、同一场战争历史的叙事方式、同一“记忆的场”纪念的目的性等，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认识。

战争记忆对一个国家或社会而言，既是历史遗产也是历史问题。作为历史遗产，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避免灾难重现，而作为历史问题，往往会延续对立甚至产生仇恨的情绪，产生新的对抗。妥善应对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面向未来的前提和基础。

实现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尤其是围绕那场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无疑是一项长期的宏大工程。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70年，但东亚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之路仍然处于摸索之中，不要奢望某项政治性文件或某一次政治人物的谈话就可以达成真正的和解，“融冰”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

以日韩为例，现实国际政治体系下的日韩关系比较复杂，其中两国在领土、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长期存在对立与矛盾。但由于日韩共同拥有一个盟主国——美国，两国在美国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类似同盟”的关系。在历史记忆和认识问题上日韩是对立的状态，在国家安全保障领域日韩两国又形成了互为依存的“准同盟”关系。近期，在美国的刻意推动下，本着现实政治利益优先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日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政治妥协，尽管韩国民间有强烈的反对声音。必须承认这是日韩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也要看到，日本在排除朝鲜的前提下，以韩国为和解对象，在涉及整个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上，达成一揽子不可逆的政治和解协议，显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韩国社会本身也并不接受这一解决方案，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不断，今后因“慰安妇”问题而再起波澜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这表明，历史和解过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东亚社会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国家利益冲突的时空情境下，所有当事国都应该是带着真诚的意愿去正视历史，不要情绪化、功利化地对待历史问题。作为那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作为国家法统的延续必须坦诚地面对历史，表现出足够诚意。安倍首相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谈话中提出:“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尽管如此，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 铭记历史、面向未来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以面向未来替代对历史的真诚反省，因时间已久就割裂对历史责任的继承，是对历史缺乏敬畏和尊重的表现。事实上，“安倍谈话”在中韩两国的关注度很高但评价不高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关于中日问题，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已经确定的基调和方针应该具有延续性，同时中国民间的历史情感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战争结束时的中国曾展现了一个大国的胸襟，现在的中国同样可以展现一种负责任政治大国的气度，有效控制“受害者悲情意识”和民族情绪的外溢，着眼于东亚未来的发展，冷静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记忆是中日两国共同的“历史遗产”，必须妥善处理应对。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四个政治文件，应当成为两国处理这一“历史遗产”和现实关系乃至发展未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韩两国社会对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想意识以及主流学界对历史的认识和反省态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认识到和平主义思潮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99%的日本历史学者都认为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日本历届政府中也有过多次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官方表态。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与军国主义复活之间，不是简单画等号的问题。

重构和形塑真实、客观的历史认识，是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作为基石的任何政治和解方案，都是不稳固的。在欧洲法德实现历史和解的过程中，两国历史学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解读者”的作用。历史共识是和解的基础和前提，谋求中韩日三国的历史共识，应该是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政治家之间的政治共识应该是建立在历史学者之间取得历史共识基础之上的。近些年来，中韩日三国的共同历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那场战争结束已逾70年，有战争体验的人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当前集体记忆保留、传承的主体，基本上是没有战争体验的群体。这些族群主体的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与各自国家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相同步，无战争体验群体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记忆的重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伴生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必须是在多元化历史记忆充分沉淀、固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三国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都在经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历史过程中。

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历史记忆不应成为政客手中的“玩具”而被随心所欲地拆装、组合，对历史保持足够的敬畏和尊重应该成为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心中的道德基础。

“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核爆、“慰安妇”等历史“记忆的场”，应成为东亚社会共享的战争记忆，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战争记忆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而应该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立足于整个东亚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历史遗产。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历史已经超越犹太民族的苦难一样，将东亚社会的战争记忆重构、固化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共享的记忆”，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直面历史，寻找真实历史记忆的目的，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坚守今天和未来的和平，重视历史记忆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 

（李警锐据北华大学东亚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郑毅在《日本学刊》发表的《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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