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一个名为“外交学者”(The Diplomat)、国别属性显示是“日本”的英文媒体，在中文圈知名度陡增，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翻译和引用它的文章。“你知道这个媒体吗？”“听说是反华中国人在日本办的，真的吗？”作为一名负责报道日本事务的媒体人，《环球时报》记者经常面临这样的提问，但不知如何作答，因为“外交学者”的确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记者曾专门请教过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以及在该媒体上发文的作者，均不甚了了。通过网络搜索发现，它还被翻译成“美国《外交官》杂志”。日前，记者走进这家媒体位于东京的“总部”。意外的是，其澳大利亚籍总编辑明确表示，不认同外界称其“日本媒体”。

颇具“黑帮”气质的总编，称不上总部的“总部”

从东京城铁山手线惠比寿站走出，步行1分钟，看到一个卖日式小吃的小摊儿，旁边是一栋8层写字楼。大楼灰色外表，很不起眼，门口铁牌上写着“惠比寿MF大楼”。《环球时报》记者走进大楼，直奔7层的Trans-Asia公司。步出电梯，前台有一部电话，按“0”说明来意后，一名日本女性把记者带到会议室，并端来一杯冰镇星巴克——通常日本人会给来客沏日本茶。会议室的墙壁上黑白大方格交相辉映，跟喜爱纯白墙壁的日企很不同。

记者刚坐下，就有人敲门而入，正是Trans-Asia公司的CEO杰姆斯·派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外交学者”总编。杰姆斯一脸络腮胡子，身材魁梧，深蓝色条纹衬衫搭配黑色西装，往那儿一站颇具震慑力。记者不由得脑补了一个情景——给他戴条金项链，加入山口组也毫无违和感。

“杰姆斯先生，虽然你我是第一次见面，但‘外交学者’早已是环球时报的老朋友了”，记者寒暄道。杰姆斯听后哈哈大笑。在之前的预约邮件中，记者提到中文媒体对“外交学者”关注颇多。

记者眼前的Trans-Asia公司就是“外交学者”的总部，其1/4员工在此办公——总编杰姆斯和网站设计师史蒂芬，另外6名正式员工都在美国。也可以理解为“外交学者”根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连会计都是和Trans-Asia公司共享。记者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丝毫与“外交学者”相关的标识。

时光倒回至1989年，时年21岁的澳大利亚小伙杰姆斯·派驰刚从财会专业毕业。彼时，北半球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让来自小城珀斯的杰姆斯心动不已，觉得那里应该很有趣。于是他只身来到日本，在东京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当时英日互译的需求很大，这让杰姆斯看到商机，本来只想待6个月的他在1990年成立翻译公司Trans-Asia，后来娶了日本妻子，有了3个孩子，从此定居日本。

2006年，杰姆斯的一位朋友找到他，向他借钱。这位朋友和另外两名澳大利亚人于2001年创办了一份双月刊杂志，总部在悉尼，2002年首次发行，即《外交学者》。但杂志经营状况很不好，因此杰姆斯的朋友向他求助。杰姆斯的态度是“可以买，钱不借”。他的朋友起先不同意，一年半后实在撑不下去。2007年年底，《外交学者》易主，2009年，杰姆斯将其办公室转移到东京。

日本媒体？“不，这不对”

“外交学者”的英文是“The Diplomat”，也有“外交官”的意思。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规范和统一译名的新华社译名室之所以以“外交学者”命名，依据的是“译名从主”原则，该媒体网站上以前有过“外交学者”几个汉字。属地写“日本”，是因为它的总部在东京。由于该媒体自称“The Diplomat Magazine”，一开始(2011年5月)的译名为“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后来考虑到它只是一个网媒，2014年4月改为“日本外交学者网站”。

“外交学者”和“外交官”在日语里的汉字和意思与中文一样，记者用日语询问杰姆斯是否知道在中文里被翻译成了前者，与他的初衷是否一致？他表示没有意见。记者又问：被视作日本媒体呢？他却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不，这不对!”

“当时(2007年)不是收购杂志社的好时机。”杰姆斯说，互联网走向繁荣，让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变化，第二年的“雷曼冲击”导致《外交学者》杂志的广告业务受重创。一边是澳洲高昂的印刷费，一边是拉不到广告的现实，这让杰姆斯陷入窘境。他开始频繁往返东京和悉尼。2009年，因过度劳累他甚至昏厥入院。然后，在奥巴马正式就任美国总统那天，他的小女儿出生了，这让他做出决断——关掉悉尼办公室，转战东京;同时转型在线杂志，降低成本。“这只是一个生意上的决定，因为我的家庭和公司都在东京。”

“外交学者”有中亚、东亚、大洋洲、东南亚等十余个频道，分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不同领域，并有“中国力量”“亚洲防务”“东京报道”等栏目。上面的文章，作者不同，读者各异，导致对这个平台的判断和解读大相径庭。杰姆斯说，美国人读了中国学者写的文章，会感到“外交学者”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读了鹰派美国人的文章，会批评“外交学者”不客观。复杂的背景和颇具看点的文章逐渐引发外界对“外交学者”的种种猜测，比如“中国政府在美国创办的”“反华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中央情报局创办的”等。

“我是澳大利亚人，对‘外交学者’享有100%的权利，没有任何美国、中国或日本的力量参与”，杰姆斯说，“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平台给不同的人发声。”

杰姆斯对外界的误读有所了解，有时会有读者留言说他们拿了日本政府的钱，他会回复说：“好好看看我们是怎么写日本政府的，很明显我们不是日本媒体。”“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奥巴马是在肯尼亚出生的呢，你能怎么办？或许说‘外交学者’是亚太媒体更好吧。”

他眼中的“中国观点”，中国学者眼中的它

“外交学者”有三四十名固定作者，数百名非固定作者，分布在不同国家，其中30%至40%在美国。和多数英语出版物一样，由于语言障碍，虽然总部在东京，“外交学者”没有一名来自日本且住在日本的作者。而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是其一道风景线，比如沈丁立、陈定定、金凯等。

在1个小时的访谈中，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定被杰姆斯反复提及。“我认为，陈定定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代表了中国观点”，杰姆斯说，“当然，他写的很多文章我不认同，但我认为至少要去了解。就像对待中国一样，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我确定‘外交学者’和中国的观点不同，但可以先了解，再讨论，和而不同。”

陈定定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大概每周在“外交学者”上发表一篇文章，两年来已发表100篇左右，其中9成是关于亚洲和中国外交，涉及中国内政的大概有十几篇。他说，他以前就对“外交学者”比较关注，而且全世界很多学者对它都很关注。“2014年的时候，‘外交学者’招聘专栏作家，专门就亚洲安全问题撰写稿件，用意是不仅刊登西方学者的文章，更希望多发表中国学者的看法，多听来自中国内部、中国的声音。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做法。”

陈定定说，“虽然我们的观点也有分歧，但编辑不会干扰，最终刊登的文章基本能原汁原味地反映作者的观点。以前我试过和其他媒体交流，但他们的心态不够开放，不太愿意接受。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日本媒体，但它的氛围开放，一般的日本媒体没有这个气度，应该让日本媒体好好向他们学习。”

中国学者邱稚博最近半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期间，在“外交学者”上发表了数篇文章。她认为，这是一个智库类媒体，是国际关系领域比较广泛阅读的资讯平台，像中国政策方面的文章，很多国内外学者都会阅读和援引。

邱稚博说，与她保持联系沟通的是“外交学者”在华盛顿的编辑香农·蒂耶齐。在她发表的数篇文章中，多是投稿，也有约稿合作——一篇有关特朗普中国政策的。“编辑通常比较尊重作者的本意，很少做大面积修改，有时会依据(电子)版面做适度删减。”

今年可能改姓“美国”

“外交学者”选择稿件有几个标准，比如“多元”——比起报道美国，以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为主题的稿件更受青睐;比如“专业”——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的作者往往被看成合适人选。转型7年来，越来越多质量不错的文章出现在“外交学者”网站上，令其知名度显著提升。但与主流媒体相比，它仍有些“微不足道”。

前不久，《环球时报》记者在夏威夷参加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办的一个媒体交流活动时，特意询问有关“外交学者”的事，结果来自华盛顿等地的美国记者均表示“没听说过”。记者询问日本学者，他们也表示“闻所未闻”。只有来自澳大利亚的记者对“外交学者”很熟悉。

在中国，“外交学者”常因其“日本”属性受到更大关注，但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媒体并“不入流”。当然也有日本问题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媒体上的多数文章以现实主义思路分析国际形势，就其特点而言明显不是典型的日本媒体，其声音相当多元，和当下日本媒体日益自闭的倾向明显有别。

记者在专访杰姆斯时，向他提及这些细节时，他表示不敢相信华盛顿的记者竟然没听说过“外交学者”，“不知道他们每天读些什么。”杰姆斯说，通过某些渠道获取的信息显示，“外交学者”在华盛顿“很出名”。“没关系，我们不是(英国)《经济学人》。我们很小，只是通过良好的经营使我们看起来大些。”

事实上，所谓的“良好经营”没能给“外交学者”带来经济实惠，用杰姆斯的话说就是“这是一门卓越非凡的生意，可惜在财政上不是”。尤其对于在线杂志来说，谁都喜欢免费的东西。

“外交学者”的当务之急是实现财政独立，不再依附于Trans-Asia公司。在日本，“外交学者”可以从Trans-Asia公司“蹭办公室、蹭员工”，节省不少开销，可英语普及程度之低使他们很难开拓日本读者群，拉到日本广告。

在采访快结束时，杰姆斯说，他打算在美国注册一家公司来运营“外交学者”，顺利的话可能今年搬到华盛顿。“那时就是美国媒体了，不过它始终归澳大利亚人所有。”他还打算加强对体育、艺术等领域的报道，让这个平台更多元。但他表示，不希望“外交学者”成为反映“华盛顿思想”的美国媒体的一员。可那样一来华盛顿会高兴吗？这个目标能实现吗？一切都是未知数。【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邢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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