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只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就能够成功，就能变得更富有。因而，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种想法在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还被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反复强化。”这种“听起来很美”的美好愿望，被一份名为《构筑公平世界》报告中的无情现实戳穿。

在巴基斯坦，如果一名农村男孩的父亲属于该国20%的最贫困人口，那么，这个孩子跻身最富有的20%群体的几率只有1.9%。在美国，接近一半的出身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年后仍将属于低收入人群。“现实情况是，在那些经济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大部分富人的孩子将继承父母的经济地位，而穷人的孩子不管天资如何聪颖、后天多么努力，仍将继续深陷贫困之中。如果没有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干预，数以亿计的最贫困人群的希望和抱负，在极端不平等的现实面前显得微如草芥，特权和劣势并行的现象将世代延续。”这份报告指出。

《构筑公平世界》报告是英国乐施会代表国际乐施会出版的，由国际发展机构香港乐施会在今年年初翻译出版中文版。5月31日，由香港乐施会主办的“构筑公平世界主题研讨会”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乐施会高级顾问邓肯·格林（Duncan Green）表示：“过去，人们都说不平等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

除了收入不平等，一些当今社会新显现出来的不平等因素，在研讨会上被重点提了出来。

“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重点提出的概念。他说：“在中国，过去几年中，财产分配的不平等远远超出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房产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人财产，对不平等现象的扩大“贡献”不少。李实认为：“房价上升大概可以为1/3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作出解释。也就是说，假如基尼系数上升了100%，其中大概有30%的上升原因在于房价的上涨。”

让李实忧虑的，是这种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他说：“这个问题对代际财富不均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现在的年轻人明显感觉到，靠工资收入要想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一套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没有很好的财产积累，仅靠收入本身，维持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给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制度性不平等”是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教授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表示，现在有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化加剧了“制度性贫困”，“制度性贫困”是全球化的代价不断积累的客观结果。“这种代价不断地向弱势群体转移，最后转移到农民身上，而农民因自身的承载能力问题又只能再向环境转嫁。有时候，环境污染等现象是农民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刘民权说。

要解决不平等问题，落实联合国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最常被提及的话题。SDGs是2015～2030年全球发展的方向性文件，“缩小差距”被明确列入了文件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

刘民权认为，中国将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对全球实现SDGs作出的贡献就非常大。假如中国还能继续带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的作用就更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二十国集团(G20)事务协调人李保东在联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高级别主题辩论”发言中特别提出，“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已被列为今年G20杭州峰会的目标之一，这是G20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中国举办G20峰会，邓肯·格林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G20首脑峰会是2008年以后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一个新机制，因为其“新”，所以也更为灵活。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邓肯·格林认为，G20与G7（七国集团）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发展中国家也被纳入其中，因而，在解决“不平等”等问题时，G20这一机制更为包容。他希望今年的G20杭州峰会能让全球发展“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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