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5月20日电 “中国城市政府能力发展论坛”暨《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2016)》发布会19日在广州召开。蓝皮书指出，华东地区城市政府需求识别能力保持较高水平；但整体来看，城市政府的需求识别还存在透明度低，渠道不便利，回应性不足的问题。

《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报告（2016）》是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学科团队继2013年《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之后，对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进行第二次评估的最新成果。

此次评估通过统计资料分析、问卷调查和神秘顾客扮演等调查方法，尤其强调市民视角，分别对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的需求识别能力、服务供给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进行了测评和比较，分析了目前城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城市治理转型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共识，推进城市决策过程优化，提高城市管理质量，达成城市善治。

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排名出炉 

杭州、南京、北京位列前三

蓝皮书指出，基于2014-2015年的调查评估结果，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的政府能力的总排名以及需求识别能力、服务供给能力和学习成长能力三大维度的排名如下。

城市政府能力总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大连、青岛、上海、武汉、沈阳、济南、厦门、宁波、西安、哈尔滨、天津、长春、成都、重庆。

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城市排名较为靠前。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排名前五。从行政区划来看，四个直辖市的表现差距较大。北京、广州跻身前五，上海位居第八，而重庆居末位。此外，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人均GDP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城市高投入未带来满足感

市民对服务供给不“领情”

许多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之间并不一致。许多在客观指标上排名靠前的城市，其主观评价较低。例如，武汉、深圳、上海这3个城市在客观指标的表现上十分出色，但其主观评价分别为第16名、第15名和第11名，这些都极大地导致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之间的弱相关性。

这说明，一方面，实力雄厚的公共服务供给并不必然带来同等程度的正面反馈，即市民对服务供给并不“领情”，或者，这些供给并没有使得市民感受到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满足感，因此，生活在该城市当中的市民对高投入的服务供给评价较低；另一方面，在一些客观指标落后、主观评价却较高的城市，如厦门、青岛、宁波、成都等，这些城市考虑到服务投入的物有所值原则，即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所在，准确投放供给资源。

蓝皮书指出，城市政府应该是一个市民需求导向的政府，城市政府应具备与市民沟通的诚意、方法和能力。报告显示出许多城市政府的需求识别对其服务供给产生影响，但是许多城市政府的问题仍在于缺乏与市民沟通。在服务供给能力方面，许多城市政府的服务供给是单一向度，自上而下，而非在与市民互动基础上的供给；在需求识别上方面，许多城市政府仍然缺乏与市民沟通的多元渠道；在学习成长能力方面，许多城市政府并没有进行提升识别需求和服务供给能力的训练和学习。

此外，许多城市政府依然没有重视市民的来访意愿，例如，本报告在调研期间，向19个城市的市政府办公室邮寄问卷，请求填写政府部门问卷，但最终只有杭州、青岛和天津三个城市有反馈。这些细节都显示出许多城市政府在市民的需求沟通上，仍呈现漠视态度和信息封闭。从市民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依然薄弱。

从“在城市的”治理

到“属于城市的”治理

蓝皮书指出，要实现从“在城市的”治理到“属于城市的”治理的转型，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个新治理的特征一是“让城市回归社会”，二是“让治理回归权利”。要完成这个转型，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努力：

第一，必须要建立基于个体体验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设计，教育、住房、养老、医疗政策必须回归到公共服务的本位。生活与闲暇必须成为城市重大公共议题，并成为城市决策和城市规划的重要理念，一个国家好的制度设计必须真正回应公民个体的生命体验。即城市政府的服务供给回应市民的真实需求。

第二，面向弱者的城市规划。城市和乡村相比，城市是强者的天然聚集地，城市规划可能是规划师的职业，但是对于研究政府的人来说，城市规划实际上是政府的政策咨询工具。这种政策工具，要有责任去保护弱势者在规划中不受伤害。

第三，必须要建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对话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这是需求识别部分的核心之处，也是持续发展部分的重要起点。这里的对话不仅仅是人和人的对话，也指人和物的对话，物与物的对话。人与人的对话表明公共决策过程更加透明，这种对话包括城市和规划师，还包括规划师和市民的对话。（李警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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