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意政府委员会第七次联席会议在罗马举行。王毅部长提出中意委应作为政治上的稳定器、经济上的推进器和人文上的聚合器。中、意两国分别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作为文明古国，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罗马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载了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和两国交往的历史。

而如今，意大利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处，无论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还是投资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中意两国有太多默契，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会带动两国经济贸易增长，而且还会发挥意大利在中欧经济建设当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彻底走出欧债危机而发挥重要作用。

中意政策沟通建设“一带一路”

2004年中意政府委员会（中意委）作为中国与欧洲设立的第一个跨部门、宽领域、多层次政府间合作机制宣告成立，这充分体现了中意双边的高水平合作关系，也为中意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意双方如能发挥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区位优势、创新优势、产业优势甚至文化优势，抓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机遇，加强互利合作，将推动中意关系走在中欧关系前列。

加快“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意大利作为欧元区第三大国，属于PIIGS国家，目前仍有有3600多亿欧元的银行坏账需要解决，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重要作用，可以拉动意大利经济复苏，这甚至成为破解银行业危机的一把金钥匙。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两年多来，中国开往欧洲的渝新欧、义新欧等中欧班列超过21条，2015年1-10月份，开往欧洲的中欧班列就有1070列。要善于利用中欧班列联通的重要作用，在“一带一路”的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加强包括人员、物流等方面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包括罗马在内的许多意大利城市都是“一带一路”上面国际贸易的重要节点城市，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产业优势，例如意大利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而且计划到2020年出口500亿欧元的食品和葡萄酒，而中国也已经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葡萄酒消费市场。发挥区位优势，挖掘意大利在“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枢纽作用，这是将意大利经济走出低迷，甚至是带动欧元区走出欧债危机的重大机遇。

“一带一路”加强中意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的提出，实际上为中意两国的合作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为两国在更高层次开展互利合作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中意两国可以在三年经济合作计划基础上，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意大利的发展战略的对接与合作。

首先，加强创新领域的对接与合作，中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意大利也是创新、创意大国，双方可以加强中国“互联网+”战略与意大利的科技创新计划的对接。中意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创新大国，意大利是中小企业王国，中国每天注册4万家中小企业，双方可以优势互补，加强创新创业领域的合作，将古代丝绸之路首尾企业相连共同开发和分享给亚非欧市场。

其次，加强制造领域的对接与合作，将“中国制造2025”与意大利制造业4.0加快对接合作。进一步挖掘中意双方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潜力，拓展两国合作空间。作为后工业化的中国企业与意大利的制造业4.0结合必将迸发出火花。不仅可以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而且有助于发展和巩固意大利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

再者，利用两国的比较优势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加强“一带一路”中意经贸合作，不仅推进合作，而且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未来五年，中国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城镇化问题。“一带一路”将给中意合作带来巨大商机。

最后，加快推进中意经济合作，两国在环境与可持续能源、农业与食品安全、可持续城镇化、医疗卫生、航空航天等五大重点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中意双方合作要把握机遇，不断提升和丰富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以中国西安为例，其作为中国航空工业基地的科研和制造优势显著，将与意大利合作建设“中意航空谷”项目，利用各自在航空产业方面的资源优势，携手推动陕西临空经济的发展。总之，加强中意双方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必将促进中国与意大利、欧洲及欧亚大陆的共同发展繁荣。

加强中意两国民心相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意两国不仅都是世界重要经济体，而且都是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国。中意双方不仅要加强贸易和投资往来以及科技合作，更要发挥在文化方面的合作优势。

首先，加强两国的文化、文明交流。打造更多独具特色的文化合作品牌，加强双方地方、智库、媒体交流合作，不断丰富人文交流内涵，厚植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

其次，加强双方意大利的足球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中意两国可以加强足球领域的合作，甚至合作开发足球等体育产业。

最后，中意双方加强旅游合作优势。2014年中国到意大利旅游的人数超过150万人。来意大利旅游的中国游客会发现中意联合警务执勤成为罗马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中意司法执法合作的新亮点，联合警务成为中意信任及友好的象征。这也是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理念在海外的体现，是有创意的合作模式，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刘英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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