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中午时分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十五年前，我有过一次在这里转机的经历。迄今记忆犹新的是机场的分类垃圾桶。那时我已在欧美工作多年，对垃圾分类做过采访。但日本机场垃圾桶的干净程度、分类之细、标识之清晰，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资料表明，从1970年代日本就开始实施垃圾分类。

车站站台上摆列整齐的分类垃圾箱（作者供图）

从机场去酒店，我们乘坐的大巴经过了市中心。没有堵车、行人不多、很少大型户外广告，也看不到塔吊。这个有着3800万人口的全球最大都市，至少从外表看，有些出乎预料。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两个和经济有关的词：“转型”与“人气”。

从持续四十多年的垃圾分类到城市建造的固化与运转的井然有序，这与转型相关。而中国人比较看重的人气，则与这个国家的人口及其文化相关。

我与同行的北大教授张颐武的交谈很快就转移到了人口问题。张教授在日本留学多年。他说，日本人口现有1亿2千多万，比五年前下降近100万，“他们非常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人口会跌到1亿以下”。老龄化被很多学者用来确定日本经济的黯淡前景。

恰好当天的《日本时报》刊有一篇文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文章。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由于老龄化，日本缺乏劳动力，目前在日本的外国劳工已近百万，其中有35.5%为中国人，其次是来自越南、菲律宾和巴西的劳工。尼泊尔赴日劳工近年来增长显著。

走进日本，老龄化就不再只是数据。酒店外指挥停车的是老人，风景区打扫卫生的是老人，开出租车的还是老人。连酒店的电梯中都摆着一个圆凳，据说是为了方便老人。

在日本停留期间，也像往常一样，总会从报纸上读到经济发展的负面消息。日本央行公布的今年一季度企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日企信心几乎降至三年来最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似乎都在谈论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长达20多年的停滞还会延续多少年，安倍的刺激政策能否扭转颓势。

可当我走进日本，短短几天，就感觉到了GDP之类数据无法显现的日本故事的另一面。有“日本通”之称的蒋丰先生告诉我们，有人对中国新建大楼与日本老建筑做比较，结果发现，中国有些窗户的外框表面会划破手，日本的内外框同样光滑。

同行的环球网副总编石丁引用了另一个数据来说明日本企业的强劲，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日企有40家入榜，超过有35家的美国。甚至看上去负面的老龄化，也在成为下一个增长点。全球6万多种老龄产品中，中国市场有2千多种，而日本则有4万多种。

从数据上看，日本政府早就入不敷出该破产了，欠的债是GDP的240%。但是，这些公债一是掌握在日本企业手里，二是存在日本老百姓的帐户中，是全体日本民众在替国家扛着债务的负担。只要他们对这个国家有信心，就不会出问题。

这个数据也让我立刻联想到了在日本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场景。每当遇到路口，就会看到所有车辆一个跟着一个整整齐齐地排队等候，有的时候会排成长达三四百米的车队，没有一辆汽车抢到前面去加塞，中间和右侧的车道畅通无阻。我去过很多欧美国家，从未见到过这样井井有序的场面。当秩序被一个民族视为集体行为的准则，这个民族就一定会生发出非同寻常的凝聚力。高速公路上的场景虽与经济无关，却是我们在分析日本经济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谈到经济。在日本生活了28年的林先生还说了四点，一是物价十多年基本稳定;二是贫富差距不大：三是房价涨幅很小;四是收入虽多年未增，消费也低迷不振，但失业率很低。

林先生告诉我，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有时一个季度GDP就掉下去两位数，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很多人都拿不到年终奖。最严重的莫过于失业。但即使失业，生活也不至于一下子落入深渊，因为大家都能拿到一定的救济金。在日本，只要有固定地址，就能申请“低保”。钱虽不多，但吃饱饭没问题，孩子上学也是免费的。日本实行全民医保，覆盖了绝大多数人群。交多少钱根据参加人年收入来定，穷人交的少，富人交的多，体现了社会公平。

记得以前有位美国记者对各国都市街头行人步行的速度做过测量，结果发现日本人走得最快。由此推论出日本人工作节奏快，很勤奋，也很辛苦。但这只是一面，我在东京一个小区中看到的是宁静而舒适的生活。与几位大阪的同行交谈，了解到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年轻就业者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承负着沉重的压力。

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中国年轻记者说，他最羡慕的是日本年轻人择偶并不看重对方是否有房。在东京、大阪等都市，选择偏离市中心的地方，租一套五六十平米的房子，月租大约五六万日元(3000—3500元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人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如果是买房，按揭最高可达35年，利率只有2%到3%，甚至更低。有了孩子，上学几乎不要钱。有了固定工作，就会有医保，也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两个人的月收入如果合计能达30万日元以上，会感到很稳定。

东京市郊一个小区正在出售的房屋样板房（作者供图）

出售房屋的价格牌（作者供图）

1968年，日本GDP总量超过西德，达到1000亿美元，从而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但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20位。1971年，日本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3年后增加到了3000美元。日本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再增加到3000美元所用的时间分别只有6年和3年，不仅在速度上大大快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也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日本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是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只是因为日本经济发展快、日本人更勤劳、日本公司效率更高，更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

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以后，在80年代的经济泡沫尚未破裂之前，日本就已经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建立起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这些年来但凡西方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日本都没能躲过，有时甚至经受危机的时间比别的国家更长，但日本都没有一蹶不振，谜底就在于日本分配制度的“基础建设”比较好。

也许，是那些吓人的经济停滞的数据，让我们总以为日本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衰退生活之中。但你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个国家，就总是把它不好的一面展现给读者。你不能因为这个国家总和你捣乱，就肯定它会一天天烂下去。如果一个国家能坚守四十多年的垃圾分类，建立起顺畅的交通系统，都市中不再有塔吊林立;如果二十年来大多数人收入稳定，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却能享受到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我们又该如何定位它的经济呢？

这不是在给一个与中国相距遥远的国家做评估，而是要给一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经济大国作出准确的估计。这个国家必定是“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极为重要的外部能量。(作者是《环球时报》高级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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