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 

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

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

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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