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4月6日电 （李警锐）“主张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只有再通过一次战争才能证明中日孰强孰弱的认识，是幼稚和片面的，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步平日前做客“季我努沙龙”时做出上述论述。

“季我努沙龙”以“讴歌中华民族脊梁,揭露日本战争暴行,为国内的二战史研究积累史料”为宗旨,以“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态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抗战史的史料整理工作。步平当天以“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为题做了一次讲座。

“50、60年代，我们刚取得胜利，还难以摆脱战争阴影。但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国了，如果还只有复仇心态，那是弱国心态的表现，是危险的，因为民族主义是双刃的。”步平说，之前有些人问他，中日是不是必有一战，步平认为，所谓的“战”，其实就是现在反映在经济上的竞争。

“近代以来日本先进、中国落后的状态现在已经改变了，这是结构性的变化。所以不是要真刀真枪打一仗，才算胜利。”步平认为，这种变化是在和平环境中取得的，只有实力完全超越，拥有大国心态，才会觉得“没必要纠缠，我们还有好多要做的事”。

“不能认为和日本人讨论历史问题就是失败”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任职期间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跌入冰点，也导致日本在亚洲被孤立。安倍晋三上台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所谓的“破冰之旅”，立即到中国来访问。安倍提出，关于中日历史问题，应由历史学者之间进行对话，政治家不要随便发言，提议中日之间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

两国达成了共同开展历史问题研究的协议，从那时开始研究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有观点主张一定要和日本人把历史问题谈清楚，要他们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责任。还有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和日本人讨论，同日本人坐下来就表示已经失败。

对于共同研究，步平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是研究对象，他表示，实际上现在面对的日本人已经不是战争期间的那群人，要与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区分开。

其次是学术领域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与政治和国家利益相关，但学术讨论与政府间或国家间的讨论有所不同，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置于国家的框架中展开。

第三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在不断地走向国际社会的同时，需要拓宽视野和视角。单纯从中国的角度看比较狭隘，单纯从日本包括美国的角度看也不行。

第四是复杂问题简单化。人们经常说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但近代不幸。其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并不能简单地评价中日关系，两千年和近代之间并没有明确分界线。

最后是双方逻辑立场。中日之间在争论问题时，都是根据各自的思维逻辑思考，没有真正交锋，所以双方很难沟通。

“靖国神社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为天皇献身”

明治维新是日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步平介绍，明治维新之后提出一个问题：为天皇战死的人应给予什么样的待遇。于是有人提出把为天皇牺牲的人作为神来对待的思想，这个神就是被制造出来的“靖国之神”，为其建立的神社就是靖国神社，神社里面专门供奉为天皇战死的军人们。根据这一思想，为天皇牺牲的人一旦进入神社，就不再是个体，或者说就不再是普通人了，而成为阵亡军人构成的“靖国之神”的一部分，即“英灵”。

步平指出，有的人自称参拜是表明个人的心愿，表达对其亲人的悼念，所以是个人的“非正式参拜”，不是代表政府的“正式参拜”。但那是狡猾的辩解，靖国神社并不承认悼念，参拜就是“弘扬英灵”。

到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以正式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国际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步平说，1985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号称世界第二。但是日本总认为自己还不是政治大国，在国际政治上没有地位，在联合国里也不是常任理事国。所以日本政府决定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让日本民族重新建立自豪感。参拜靖国神社就表明了这样的意志。

步平认为，直到现在，靖国神社的立场完全没有改变，它本身是鼓吹大东亚战争的。靖国神社里的展览馆是其立场的集中体现。每年特别到八月十五号的时候，有很多旧军人去靖国神社怀念战友。这些年，靖国神社是日本右翼团体活动的阵地。

“战前和战中，日本教科书是军国主义宣传工具”

“在1945年以前，日本的教科书和靖国神社一样，也是向日本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工具。”步平介绍，战时日本的数学课本中都渗透着军国主义教育的痕迹，比如一艘军舰有5门大炮，10艘军舰有多少门大炮等题目。

“再看一篇小学生课文，讲的是军人应征入伍，坐上船马上要离岸，妈妈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站在岸上喊话：一定要为天皇建立功勋再回来见我。许多参加过战争的日本老兵说，从小就是学这样的课文，为天皇献身的意识就这样被建立起来。这就是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教育。”

战后的教科书是否有变化？步平说，美国军队占领下日本的教科书不得不变，首先是教科书制度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教科书在日本叫做“国定教科书”，是文部省垄断编写，全国使用同样的教科书。战后开始改“国定教科书”制度为“审定制”，即教师们都可以编写，但是得通过文部省审订。审订制虽然不是完全自由化，但是比“国定制”往前走了一步，所以战后出现了多种教科书竞争的局面。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到1997年出现了这样的状态：当时日本有23种高中历史教科书，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几乎都写了日本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及对妇女暴行的问题，有的书写了731细菌部队的问题。步平表示，这说明日本的教科书和战前比，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称为教科书的“改善”。

由于日本的右翼势力感到难以完全改变上述具有“改善”倾向的教科书，所以从那时起组织力量，企图另外编写教科书。在七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之外，编写第八种，也就是在2001年由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

步平认为《新历史教科书》性质非常恶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恢复了战前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所谓“神的国家”的记述；第二，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在战前和战争中是重要的军国主义教育内容，这被原封不动地拿出来。

“当然，这本教科书在2001年的教科书选择过程中受挫。”步平说，这本教科书通过审定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与大量不使用这本书的日本人共同批判，才是共同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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