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环球人物十周年特辑《用人物记录时代 十年十人》 记者凌云）

罗伯特·库恩坐在北京君悦酒店贵宾厅的一角，左前方架着一部摄像机。镜头里的他，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眼神炯炯，深色条纹西装十分合体。他的语言风格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作家式的滔滔不绝。

企业家、科学家、作家和主持人，这些都是库恩的真实身份。他曾是美国一家著名收购与兼并企业的总裁和联合创始人，其公司曾完成1400多项收购兼并业务，并为许多跨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但是过去10年，库恩把“讲述当代中国的复杂故事”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每年，他都要访问中国六七次，每次行程在3个星期左右，有时更长。“我超过1/3的时间在中国。如果有一段时间不来，我就会担心自己对中国有隔膜了。”库恩笑说。他的中文不断进步，并且在一位中国乒乓球教练的指导下，乒乓球也打得越来越棒了。

我们常说“旁观者清”，库恩，就是一位中国政坛10年变化的理性“旁观者”，同时也是位客观的讲述者。

2016年1月11日，库恩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傅聪 摄）

习近平告诉他：了解中国不能“盲人摸象”

从库恩第一次到中国至今，已超过26年。2005年，他创作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畅销一时。2006年，他开始构思和写作另外两本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这两本书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出版。

2006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农业税取消，青藏铁路通车，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启。但后来看，这一年对库恩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可能是，继2005年首次在浙江杭州拜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他再次见到了习近平。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

“2006年3月，我和长期合作伙伴朱亚当在杭州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库恩对那次见面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我们，外国人往往想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国，或者把中国套进一个单一模式里。但这个国家太复杂，不能这样做。他特意讲了盲人摸象的故事。他说，摸到象腿的盲人认为（大象）是个柱子，摸到象背的盲人相信大象是一堵墙。他们都没有掌握真实情况，因为他们都没有触摸整个大象。他说，这个比喻很适合中国——一个有56个民族、富裕的沿海地区和贫困的内陆地区有巨大差异的国家。中国是个多样化的国家，只待在东部的人就像摸到象腿的盲人，只去西部的人像摸到象背的盲人。他建议我，研究中国既要横向地跨越多个地区进行考察，也要纵向地研究它的发展史。”

库恩决定，按照习近平的建议到中国各地多看看。他和朱亚当去了许多省市，这一过程大大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后来在撰写《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时，库恩也将这种横向考察和纵向思考融入其中。他说，自己在中国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惊人的转变：中国从廉价产品生产者，到参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科学、文化、政治、全球治理，迅速地改变其地位，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2009年1月11日，库恩携其刚刚出版的著作《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在上海书城7楼举行读者见面会。

在库恩眼里，中国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叹，戏剧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加开放、自信、成熟。

“复杂”，是库恩用来形容中国的词汇。伴随着发展奇迹，中国也出现社会不公、污染、腐败等问题。这些，被库恩称为“丰富而复杂的当代中国故事的一部分”，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解决了一个问题，可能另一个问题又变得严重。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只盯着眼下的情况，而要看长期趋势。”

另一个词是“多样化”。他这样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多样化有很多类型，比较明显的是东西部的差别，都市和乡村的差别。我在北京、上海等中国的发达地区看到的基础设施是世界一流的。而当我去云南、甘肃等贫困地区的乡村，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多样化。另一种多样化是中国不同人群的不同思考方式。实业界、文化界、科技界、劳工群体，各有各的利益，都希望争取资源，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竞争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鉴于这种多样化，中国领导人强调，各地寻求增长一定要实事求是，立足于地方的现实和地方的条件。在一项新的政策广泛推行之前，要在基层进行深入的试验，获得经验并进行分析。”

官场的风气在改变

在中国各地，库恩接触了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其中既有北京的高层，也有几乎每个省乃至地方一级的官员，比如安徽、云南等省的乡镇干部。他相信，自己与大部分中国官员建立了互信。他说所谓信任，不是告诉对方他想听到的，而是告诉对方真实的东西，并希望给予对方帮助。“这就是真朋友的意义，我希望做中国的真朋友。大部分中国官员确实关注民众利益，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坦率交流，直言相告。”

2013年4月7日，库恩在海南省琼海市出席活动。

《环球人物》记者问库恩：“中美两国选择官员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强调的是从基层干起，逐级提拔。美国则采用选举制度。两种体系各自有什么优劣吗？”库恩说：“中国体系通过对官员的基层历练和层层选拔产生高层领导，长期来看可以确保政策的一致性。西方体系的优势是开放、透明的竞选，政府三个分支的监督和平衡，以及独立的媒体。一个体系的优势正是另一个体系的劣势。西方体系通过竞选取得正当性，中国体系通过历史选择和经济发展而取得正当性。”

在库恩眼里，中国官员的总体素质，即个人资质、专业培训和政治经验等条件，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大多数中国官员的共同点是，他们对所负责的地区情况很了解，掌握详细的基层数据和具体的现实状况。我的专业背景是自然科学，所以对技术细节非常关注。”

几年的接触下来，库恩注意到一些基层干部的观念在进步。他说：“几年前，有一位官员告诉我，不能为了城里人能够呼吸新鲜空气，就让农村人生活在低水平之中。其实，他是以这个理由为兴办污染企业开脱。”如今，大家意识到这种思路不行了。农村和城市居民都要求享受新鲜的空气，而官员们责无旁贷。“现在我看到，提拔官员不仅要看发展经济的情况，还要看保护环境的成绩，这就是真正的变化！”

2015年11月20日，库恩（左）在上海出席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与担任论坛组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云虎（右）握手。

近年来党内实施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让不善饮酒的库恩非常高兴。“以前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我经常因为不喝酒而感到难堪。有一次招架不住一位副市长的劝酒，我喝多了，为此对自己很生气。现在好了，在新的规定下，我再也不必为不喝酒而感到压力了。”

在他看来，中国大力反腐对外企也是个利好，因为腐败曾经是外企在华经营的最大担忧之一。他们曾担心被迫参与贿赂，或怕不行贿会让他们的生意处于不利地位，如今这种担忧已大大减少。

用中立的态度向西方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思想

对库恩来说，这些年最有挑战的是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并向西方读者解释这些思想。他直言不讳：“有时候，这些政策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很难弄懂的，我得花很多时间去解读。我希望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向西方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想法。有时候我会被外界误解，认为这些是我的想法，其实并非如此。这些想法我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但这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希望客观地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让人们去判断。”

为此，库恩大量研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时刻关注领导人思想的变化，并不断与各级官员和专家交流。习近平曾告诉库恩，爱国主义和自豪感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发展感到骄傲，但中国的领导层不能满足于现状，不能过高估计成绩，要客观地评价自己，追求更高的目标。

2014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正式首发，库恩在首发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说，这部著作强调提高人民生活、加强改革、法治和党的建设，向世界展示了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

库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习近平的最新政治理论，表达了他的治国理政思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原则，‘全面从严治党’则是行动。这不仅仅是新的理论，也是行动的蓝图。”

但他认为，发展不平衡制约了“全面小康”这个目标的实现。库恩说：“中国有3亿农民工，在他们亲手建起的城市里是二等公民，无法得到平等的医疗、教育和退休福利。所以习近平要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移民可以平等地在城市生活。”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库恩也不断听到“啃硬骨头”“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等说法。他注意到，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项改革措施，这表明了高层坚定不移推动改革的决心，并向官员们发出了信号：必须专注于落实，必须有清晰的计划，并随时掌握一手情况。

在法治建设方面，库恩认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了诸多司法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司法体系尽可能免受干预。

西方媒体开始承认中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重要性

这些年，库恩撰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作为《中国日报》和《南华早报》的专栏作家，向读者解释丰富、复杂、真实的当代中国故事。2012年以来，他还在BBC、CNN、《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媒体接受了超过200次采访。他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著作，也得到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

库恩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三十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

库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读这些书的人都是对中国有兴趣的，其中有些是因为商业兴趣而看的，这些书和文章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来说，了解中国的政策非常关键。比如，‘十三五’规划对优先发展的产业做出计划，外国企业的业务如果与这个计划一致就能找到商机。”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批评库恩，说他在书里只讲中国的好话，不说中国的问题。库恩直率地表示，自己不接受这些批评：“我会反问他们，有什么问题是我在书里没有触及的？别人的作品里可能有90%都在讲中国的问题，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到处是问题，而我的作品也许30%在讲问题，因为我想要尽量客观地讲述一个全面的中国故事。”

库恩承认，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形象差异很大。“在非洲一些国家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可能80%以上的人对中国持正面印象。在某些西方国家，也许只有20%的人这样看。在我关注的学术及商业两个领域，人们与中国的接触较深，总的来说正面观点居多，但也因为各种原因有矛盾，有些时候还比较严重。至于美国的普通大众，更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我曾经遇到一个美国蓝领工人，他听我说中国无意统治世界，连说‘太好了’。”

过去十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认可了中国在世界几乎所有问题上的重要性。”库恩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方媒体的一个主要错误是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故事的主要部分，而事实上，中国的真实故事要复杂得多。要讲述真正的中国故事，就要解释中国的复杂。

在中国在西方，“我总是少数派”

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库恩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外国人常有的成见。对此，他通常会给出大部分外国人不知道的事实，来帮助人们突破偏见。“我经常在西方媒体上为中国的想法辩护，也在中国媒体上为美国的想法辩护——所以我总是少数派。”

对中国的成见之一，是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会让中国变得咄咄逼人，成为美国的威胁。而库恩认为首先应该理解，中国人的自豪感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中国的文化和技术曾经在过去数千年里领先世界。中国人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是激励中国人建设国家的历史动力。所以习近平拒绝“中国威胁论”，多次表达中国始终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保卫祖国”，而不是搞殖民。

2015 9月17日，库恩（左三）在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出席“中美友谊屋”剪彩仪式。

同时从现实的国际政治层面看，库恩认为，中国也需要敏锐感知美国和其他较小的周边国家的担忧。“中国应该认识到，自身的规模和力量本身就会令其他国家感到紧张。中国领导人保证无论中国变得多强大，都不会称霸，这是很好的。但较小的国家还是会担心将来中国是否会改变。所以，中国每一个外交或者军事决策，都应该预计其他国家的反应。”

对于中美关系，库恩认为中国的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美国有利。一是中国无意让国际秩序变得不稳定，因为中国需要一个政治、经济稳定的国际环境，以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二是中国承担起一部分维护世界和平和全球秩序的责任，对美国来说也是好事。美国有许多国内问题要处理，应该欢迎中国成为强有力的国际伙伴。

在2013年上海举行的中国梦国际对话活动中，库恩谈到他对中国梦的理解。他说，“个人的中国梦”包括了“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中国梦和美国梦或者英国梦不一样，它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梦，因为它将个人获得快乐、健康、丰富的人生置于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同等重要的高度。”

库恩说，“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不断创新和探索。2015年，他和朱亚当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在央视英语频道推出了一档周播的电视栏目《走近中国》，通过对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的访谈，讲述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故事。自2015年1月4日首播以来， 已经播出60期节目，采访了诸多部长、 副部长和著名专家学者，就世界想了解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尖锐而具体的提问。节目内容涉及政治、政党、政府、国家治理、改革、法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国防等等。其中有一个系列《解读中国共产党》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它的理论和政策，组织和治理，愿景和挑战等。

作为一位中国改革的“旁观者”，库恩感受到中国正在面临的国际舆论压力。他的建议是，与其抱怨别人的不理解，不如直接参与到世界的舆论场中。这就是《走近中国》这个平台正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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