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慕尼黑2月14日电（记者 冯雪珺）2月12日，傅莹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与出席青年领袖论坛的欧亚多国代表围绕“治理与安全”主题进行了对话。

傅莹说，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等。反腐败步步深化，成效显著；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供给侧改革启动；扶贫攻坚战打响，城镇化稳步推进。同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等多重挑战，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威胁、大国战略互疑、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升温及周边核态势等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傅莹说，在治理方面，中国在国内、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都面临挑战，这三个层面的治理是相互关联的。首先，参与外部治理的能力源自成功的国内治理。中国的改革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一些传统路径即将走到尽头，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全面深化改革，加强依法治国，完善社会管理，释放新兴动能，为发展提供持久动力。第二是区域治理。中国的稳定发展离不开亚洲的和平繁荣，要想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也得先在亚洲做好贡献。我们把周边视为外交优先方向，奉行亲诚惠容的理念，推动合作共赢，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第三是全球治理。随着世界矛盾不断释放、跨区域挑战不断增多，现行秩序捉襟见肘，国际社会需要在全球治理上形成合力，努力搭建一个能把各方利益和诉求包容进去的共同秩序的屋顶。

傅莹说，我们需要加强沟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意图。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对现行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更好地适应国际社会公平、均衡、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平与发展是人心所向。世界许多国家都感受到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安全威胁源多样化的压力，面临复合型的挑战，必须探寻更有效的解决之道，诉诸更合理的治理办法。中国需要在保持国内改革势头和正确方向的同时，更好地顺应历史潮流，承担起全球责任和国际义务。

来自乌克兰的年轻学者问，“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带来与沿线国家的共赢局面，还是仅仅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考虑？傅莹说，中国自身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愿意通过合作同周边国家分享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优质产能的输送、资金和市场的融通，把亚欧大陆中间的发展低地“垫起来”，营造一种普惠、共赢的格局。无论是“带”还是“路”，只要出了中国边界，就在所在国主权范围内，所以我们注重与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相对接，惟此，合作项目才能成功。

巴基斯坦总统办公室顾问以及来自波兰和乌克兰的学者等问及中国对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危机的看法和扮演的角色，傅莹说，中国主张和平谈判 解决问题。这些冲突造成巨大的人道危机，应吸取教训，尽可能避免轻易动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傅莹回忆了自己两次去阿富汗的经历。她说，2002年走在喀布尔大街上，能够感受到当地民众对和平生活的无限憧憬。但2011年再访喀布尔时，安全局势恶化，已不可能在街上漫步。十多年来，美国和北约没有能够把精力投入到当地的和解与重建中去。傅莹说，现在阿富汗和解重现希望，我们应做出更大努力推进这一进程。

美国年轻学者关心中美如何建立互信。傅莹说，建立互信是中美关系中最困难但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美国担心被中国“挤出”亚太，而美方许多做法让中国民众感到是在“遏制”中国。中国人信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也主张“四海之内兼兄弟”；而美国人似乎更喜欢“号令天下”，即使没做什么也要先昭告一番。中国需要学习如何更好地和世界沟通；美国也需要学习如何与他国平等相待。中美两国应努力共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日本年轻学者提问，中日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领域是否可以加强合作？傅莹回答，中日是近邻，本应有更多合作，却受到过去几年关系恶化的影响。中日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历史问题。中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战争结束70年以后，日本政府依然不能正视侵华战争的罪恶事实。希望日本年轻一代能够培养正确历史观，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感受。

南非的年轻议员问，如何看非洲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和发展道路？中国是否试图在非洲进行经济殖民？傅莹回答，中国有过被强加的痛苦历史，也有不断试错纠错的经历，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美欧不断说教价值观，中国并不认同。就政治制度而言，我们相信各国有权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用“殖民”描述中国对非合作是不恰当的。中国不仅援助非洲，而且有很多企业去非洲投资建设，是公平和双赢的市场行为，也给当地创造了发展机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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