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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资深华裔电影人杨燕子女士。
中美合拍片一直是中国电影业界的热门话题，也是好莱坞抢滩中国电影市场的象征。曾几何时，李连杰、成龙等华人明星在好莱坞成功立足，被认为是中国人在国际电影界扬眉吐气的壮举，而如今，好莱坞的许多制片、导演、演员已将逐梦的脚步迈向了古老的东方。中美合作拍片无疑为中国电影界提供了向好莱坞近距离学习的宝贵机会，但一部部有着或多或少中国元素的合拍片，能否成为在海外推广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有效载体呢？中美合拍电影的未来方向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好莱坞资深华裔电影人、新中国成立后将好莱坞影片推介到中国的第一人杨燕子女士。
环球时报：您是1949年后第一个将好莱坞影片介绍到中国的美国电影人，这种交流对中美相互了解有什么好处？
杨燕子：与30多年前相比，现在中国人的国际视野提高得太快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将好莱坞影片推介到中国时，不可能选最新的片子，如《星球大战》等影片。因为如果一下子拿这些影片在中国放映，观众会觉得很奇怪，他们看不懂，而且他们也不习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进口大片多了，而且盗版的片子也有很多。最近我看过一个报道，说西方文学巨著《尤里西斯》在中国买的人很多，这部作品即使西方读者也认为很难懂，被称为“天书”。这给我很大的触动，感到中国人很好学、愿意扩大自己的知识和眼光。我觉得在电影上也会有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中国观众现在对于好莱坞电影人来说是最理想的观众，他们什么片子都愿意看，也都能接受。今天的问题是，中国影片似乎还不能直接拿来给外国人看。
环球时报：不久前，中国将进口美国电影的配额从20部提高为34部，但不少美国人士认为，中国的目的仅在于“获得取代好莱坞的经验，与中国现在试图自己制造飞机、汽车和其他产品是一样的”。您对此怎么看？
杨燕子：最近，我确实听到很多说法。有人还认为中国扩大了美国电影的进口配额后，是不是美中不再需要合拍电影了。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合理。
美中两国的电影界是很好的相互学习对象，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简单地说，中国有市场，这个市场不仅很大，而且未来还会很强。美国的电影市场很强，但不会再成长了。好莱坞有些人会想得过于简单，他们觉得现在有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影片自动可以在中国很卖座，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从过去6个月的情况看，事情并非如此。好莱坞需要通过与中国电影人合作，逐渐了解中国市场的口味和需求。
环球时报：与好莱坞比，您觉得中国电影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杨燕子：好莱坞的优势在于有全世界都知道的品牌，有大量的电影明星，有大批成熟的编剧。很多优秀影片不只是花了很多钱、采用了很多特技，我觉得从剧本开始便应追求出色，没有好的剧本便不可能有好的影片。
当然，中国电影也能有许多贡献。比如中国现在有很多新的题材、故事、外景地，很多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包括摄影、美术、导演、音乐制作团队等。中国电影目前的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制片人，而完全靠导演，大事小情都是听导演的。制片人的作用就是想方设法把所有的好资源利用上，这样才能把中国电影业的优势和潜力发挥出来。至于导演方面，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优秀导演不断涌现的局面，总是那些一直在拍片子的旧面孔，很难有优秀的新导演出来。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电影什么时候才能像好莱坞影片一样走向世界？
杨燕子：据我观察，相当多的中国电影人实际上持这样一个态度：仅仅希望满足中国观众的需求，别的市场都不管。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因为中国市场本来已经很大了。对中国电影人来说，绝不能为了追求外国市场而牺牲本国市场，但如果同时能够兼顾的话，当然再好不过。也有不少中国人在追求这种兼顾，但取得成功并不容易。
如果中国电影真想走出去，我觉得电影人必须花较长时间住在国外，不仅了解外国人的喜怒哀乐，也要了解外国人喜欢看中国的什么东西，进而揣摩如何在电影中描写和表达中国，如何把中国的文化、风俗、社会、人际关系，通过吸引外国人的题材和方式呈现出来。对于有意进军世界影坛的中国电影人来说，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找准这个切入的角度。
为什么美国人拍《功夫熊猫》很成功，而中国人拍不出来呢？我认为，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太过深厚，电影人想得也太复杂，总希望在电影中呈现太多东西。相反，美国是个很年轻的国家，它没有什么历史负担，因此美国电影人要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再加上好莱坞电影本来便属于流行文化，追求的是普通人都能看懂的艺术。在好莱坞电影中，没有什么外国人不能读懂的美国文明，不论讲英语的，还是不讲英语的，受过教育的，还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家都能看懂。
中国电影便大异其趣了，除非以动作为主的电影，否则真的很难理解。对中国人来说通俗易懂的喜剧，外国人接受起来都极其困难，这不仅是语言障碍问题，更大原因在于喜剧是靠社会经验才能感受笑点，你没在那个社会里浸润过，很难明白一个动作或表情滑稽还是不滑稽。中国电影人的难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文化表现出来，我觉得应当鼓励中国电影人在国外多花时间生活。
环球时报：您是否认为电影审查制度限制了中国电影的发展？
杨燕子：谈到审查问题，中国过去管得更严，但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爱上中国电影的，当时的影片艺术性很高。那个时候也有审查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成为生产好电影的障碍。我觉得审查只是一个很大的框框，在这个框子里还是有很多可以拍的东西，问题是如果中国电影人拼命追求好莱坞的拍法，很多片子确实一时拍不了。比如，好莱坞经常拍警察犯罪等题材，但中国影片不能有中国警察去做坏事，这是一种限制，但它不应成为中国出不了好片的借口。此外，魔幻题材，中国的审查机构也不太喜欢，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后并非不能解决。
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也是一种审查。美国电影协会负责分级，其中既有电影公司代表，也有政府官员参与。中国没有分级制度，因此需要让进入市场的所有影片都符合各种年龄层次的人，政府便需要决定什么合适去拍，什么不合适，这可能是中国审查比较严格的原因之一。但从我的观察来看，绝大多数题材在中国都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国家现在或过去也有审查的问题，比如伊朗，但是也能出非常好的片子。
环球时报：有人认为电影可以作为一个形象大使，改善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消除“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论调，您怎么看？
杨燕子： 电影只是间接去做这样的事。谁都不喜欢被人灌输，美国人更不喜欢。电影最主要的是要很自然地去讲一个故事，让这个故事很吸引人，人家慢慢就适应了中国的新形象。
我拍了很多片子，最近拍了一部《纽约客在上海》，现在中国国航的航班上都在放映。我希望把现在的中国表现出来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好玩的地方，不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不是一个美国报纸上经常批评的地方。有些美国人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批评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差，但我们的电影可以走进一家工厂拍摄，这个工厂非常干净，工人也非常健康。我的工具是电影，我觉得用这个工具可以影响很多人，不光是因为中国市场长大了。中国市场发展很快，对美国电影人是个福音，但我当年去中国推动中美合作拍片时，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起飞，那时根本不是为了市场考虑。我只是认为没有美国电影讲述真实的中国，于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事。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电影距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甚至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多大距离？
杨燕子：我就是奥斯卡奖的一个投票人。奥地利影片《爱》获得今年的最佳外语片奖，这个故事剧情很简单，就是两个人的故事，不是好莱坞模式的影片，但它除了最佳外语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提名，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它。
去年伊朗影片《别离》，故事讲得非常好，中国人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经验，就是简单地去说一个简单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很完整、令人感动的故事。为什么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没有入围？首先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打日本人跟我没什么关系。美国人比较喜欢“灰色的人物”，就是说坏人有好的地方，好人也有坏的地方，如果两极分化太明显，美国人便有些反感。美国人喜欢可以在电影人物中找到自己的那类片子。如果影片中完全找不到自己，这部片子是不会赢得观众的。《别离》绝对不是好莱坞影片，但看了这部影片，即使不是伊朗人，也会同情里面的穷人、富人，他们有的想出国，有的不想出国，人物刻画得很真实，因而很伟大。【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陈一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