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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10000美元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既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机遇期，又处于矛盾集中爆发期。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就会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甚至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量超过50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们由此发问：中国能否避免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过程中，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其他国家有哪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值得借鉴?本报从今日起将推出两个专版探讨这些问题。
实现经济转型
豪尔赫·卡斯特罗（阿根廷战略计划研究所所长）：经济发展模式和分配政策决定了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必须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只有找到了正确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够使得社会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这一点我对中国很有信心。中国稳定的政策方向、充裕的资本和较高的科技水平，已经使得中国具有持续快速发展的条件。
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对中国来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方式真正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中国经济潜力巨大，但是从劳动力、资本和能源高投入为主的粗放型模式向竞争更加充分、更具创新性的集约增长模式转变，需要改革现有的经济结构，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保持稳定增长。
黄育川（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世界银行前驻中国首席代表）：保持7%—8%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否会有所提高，变得更加平衡和可持续。事实上，中国目前已在着手平衡经济结构，包括国内经济领域、对外经贸以及区域经济结构。在国内经济领域，如果消费保持9%的年均增速，而投资增速从超过15%降到6%至7%的水平，则消费和投资在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将更加正常。随着城镇化进程推动内需上升以及投资者把更多资金投向海外，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将持续下降。中国在区域经济结构上也将更趋平衡，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及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速将远超沿海地区。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目前来看,不能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当下中国经济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有一定风险，应对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产业升级。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进行企业改革。中国的私营企业效率较高，但规模大多较小，能带动创新的大型、龙头私营企业较少；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仍偏低，缺乏创新动力和激励机制。所以，要改革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使企业公平竞争。第二要平衡经济结构。中国过去较大依赖投资和出口，私人消费相对不足。投资过高造成了银行系统的风险，在目前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出口也将变得更加困难，这需要刺激内需，使经济结构更加平衡。此外，要大力推动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很有帮助。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继续深化经济改革，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市场化不够。
松野丰（清华大学·野村综研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副主任）：虽然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路径还不够明晰。在经济成长动力方面，投资所占比例较高，个人消费的牵引力依然薄弱。的确，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很强，今后也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的可能性非常高。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中国存在着地域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妥善解决。我建议中国政府充实产业政策，增加与企业的对话机会。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是从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出发实施的，非常有效。但支撑国家经济的单独产业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微观政策还不够精细。今后，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将推动企业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增强创新能力
顾清扬（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我对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持乐观态度，虽然目前中国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些征兆，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民生问题突出、创新能力不足等。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创新能力有很大潜力，航天、高铁等项目很有希望。另外，中国需要找到产业升级的路径。
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主任）：经过一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隐忧。只要找到提高竞争力、创新力的新的增长点，这些问题会得到缓解。如何从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行列，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改善教育水平是关键所在，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以欧洲国家为例，随着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更大程度地参与全球竞争，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得到了可持续发展。美国则主要依赖创新和整体的经济活力使国家变得富裕。
黄育川（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世界银行前驻中国首席代表）：未来10至15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期，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这段时期保持年均7%—8%的经济增长，中国就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但要实现这样的快速增长，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持续的高投资和贸易盈余。生产率的提高，首要来源是创新，其次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城镇化进程，它也会推动生产率提高。另外，调整国家和私营部门各自的角色，定位清晰，确保市场的驱动作用。经济协调性发展的含义不在于由政府掌控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而在于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给私营经济部门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以促进创新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规避金融风险
黄育川（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世界银行前驻中国首席代表）：未来政府应降低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依赖，比如过度依赖银行业给国家公共行为，包括很多应该由财政渠道支持的行为提供融资。虽然这种策略使得大规模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但其弱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融资的倾斜已经限制了私营部门推动创新的机会，同时财政支出也无法满足民众对社会服务日益膨胀的需求。中国的财政系统亟待转型，以便在资源分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理查德·赫德（经合组织高级经济学家）：东南亚的教训是不能过多依赖外部资金。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一问题。中国仍有较多的贸易顺差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可以从韩国吸取的教训是金融市场自由化。韩国曾保持较稳定的汇率，当一些企业美元借债困难时，汇率下降，美元等价就上升了，这就造成金融市场自由化与资金流向出了问题。为此，中国政府已采取相关措施对利率过度变化和资金流向进行了防范，设立了管理有效的浮动汇率，这对避免短期不稳定现象十分重要。但未来仍需注意金融体系内的风险。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需要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拉美国家由于宏观经济不稳，经常发生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严重，造成难以进行投资。
豪尔赫·卡斯特罗（阿根廷战略计划研究所所长）：拉美不少国家至今仍在推行贸易和产业保护主义，导致了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开拓性明显不足。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相信中国会继续推行对外开放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
提高劳动力素质
尼古拉斯·拉迪（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我不认为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即便有这样的“陷阱”，中国还未达到会掉入“陷阱”的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大多发生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万—1.2万美元水平的阶段，而不是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5000—6000美元的阶段。如果促进内需增长的政策到位的话，那么，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仍可保持年均7%—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将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万—1.2万美元。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是个障碍，但其影响可能被高估了。中国已经在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的影响，例如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以提高劳动力素质。过去10年，中国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做得很好，未来将继续下去。因此，人口老龄化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来消除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接下来，中国应着力推动金融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继续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黄育川（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世界银行前驻中国首席代表）：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有大量的非就业青年劳动力。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大量廉价剩余劳动力已经耗尽。然而实际上，许多中国劳动力“被困在”一些小城市和农村地区，从事低生产率的经济活动赚取微薄的报酬，而不是在中心城市和工业城市从事高生产率的工作。促进人口向高生产率经济活动转移，是保证中国经济在未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上最容易实现的选项。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伴随着劳动者的迁移和人口流动，需要给他们提供更灵活的社保转移政策。同时，要注意到因中部省市比沿海地区发展速度更快，将来会有更多劳动力从沿海转移到内陆地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农民工单向地从内陆流向沿海城市。同时，城镇建设及管理是一个重要挑战，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建立更为稳健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等等。
缩小收入差距
理查德·赫德（经合组织高级经济学家）：中国部分省市已经率先达到高收入水平，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都已经超过或接近人均1.2万美元的水平，这些省份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继续以10%的增速增长，因为人均收入越高，继续快速增长就越难。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减速，但不会急剧下降。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经济增速都曾放慢，但都保持了足够的可持续性，保证了向高收入水平的转变。
根据估算，2010年至今的3年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超过了7%，比预期要快。按照这一速度，2020年时会接近高收入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城市基尼系数则仅为0.35，由此可见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
可以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推进城镇化来减少这种不平衡。拉美国家的做法是通过借债，把借来的钱大量投入社会保障。我不认为中国会走同样的道路。中国将稳步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政策较拉美国家更为温和、更具有导向性。
李凤杰（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国内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和金融领域风险增多等问题开始显现，出现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风险。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包括扩大内需，使内需与出口达到平衡；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兴产业；提高服务行业的竞争力。另外，为解决社会矛盾，中国还应努力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通过制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应提倡包容性增长，让更多人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不利，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此外，大力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创造出新的消费与投资需求，这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
豪尔赫·卡斯特罗（阿根廷战略计划研究所所长）：财富的分配必须兼顾到效率和公平。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财富不足以实行全面高福利，分配政策面临的挑战也更大。拉美当前的多数执政党，基本倾向于高税收、高福利，但这种政策倾向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压力。
中国在收入分配上正面临考验，需要努力寻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分配之间的平衡，并培育一个有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拉美许多国家的中产阶层比重不大，政治和财富上形成了上层富裕阶层和下层贫困阶层之间的对抗，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动荡。拥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就能弥合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对立，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
莫雷诺—布里德（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驻墨西哥首席经济学家）：墨西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迟迟未能跳出，给中国提供的教训是，在经济增长“黄金时期”，要高度重视建设一个体现公正、公平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模式，同时努力发展国内市场，避免本国货币急剧升值。当然，中国政府在刺激内需和避免货币升值方面做得很成功。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范剑青、孙天仁、吴成良、王慧、李志伟、莽九晨、邹志鹏、宋豪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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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指一个经济体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难以突破1万美元。同时，快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滞后、社会矛盾凸显等。
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10月发布题为《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称，从国际经验来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通过不断创新，进行产业升级，从低成本经济向高附加值经济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既需要大量有巨大创新动力的企业，也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足够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以及设计良好的产业政策等。
（吴乐珺 王 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