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未来中国如何与西方国家加深信任?

何蒨

2020年07月03日08:32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在就“集体免疫”为何没有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西方国家又是如何因新冠疫情对中国“两步走”“甩锅”进行分析后,记者再次就新冠疫情后中国如何与西方国家恢复并加深信任的问题采访了国际出版人、上世纪60年代最早将中国共产党思想在欧洲翻译出版的尼尔·安德森(Nils Andersson)先生,请他就中美、中欧关系走势及未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挑战进行深入探讨。

新冠疫情引发国际力量平衡变动

尼尔·安德森指出:“新冠疫情无疑加深了中国、美国与欧洲国家的紧张关系。因为在疫情控制上,中国率先采用了全民隔离措施,并证明其有效,欧洲国家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措施,但这对欧洲经济的影响难以预估。部分欧洲国家也曾尝试其他途径,例如群体免疫,避免牵连经济,但因新冠病毒危险,这些国家最终也不得不妥协,采纳隔离措施。当西方国家发现中国把隔离作为唯一有效抗击疫情的方法,并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支持时,无疑就引发这些国家与中国及世卫组织之间的争议。”

在尼尔·安德森看来,西方的抵触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隔离措施并非由西方国家提出,且这种措施也与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文化习惯相左,加之西方国家固执的认为,解决疫情的有效手段应当由西方国家给出,而不是被动接受非西方国家提出的方案。

但是,尼尔·安德森也强调,中美、中欧关系紧张的真正源头并不在此,而是隔离引发的经济停滞及其后果——国际关系力量平衡的变化。他指出:“中国因为率先采用隔离,经济不得不暂停,美国与欧洲很快就体会到了中国经济暂停的后果。随着疫情蔓延,欧美形势不断发酵,西方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疫情的直接影响,甚至连那些没有严格执行隔离的国家,也同样面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尼尔·安德森指出:“为了缓解疫情带来的危机,美国、欧洲、欧盟和各国央行动用了大量金融手段,但是中美之间应对疫情的不同态度引发对立局面,改变了两国的力量平衡,欧洲国家因为对美国多有依赖,很快出现了批评中国的偏激舆论。此外,西欧国家在某些领域(如医药)对中国的依赖,更使得偏激舆论拥有市场。”

尼尔·安德森强调:“特朗普的行为确实动摇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稳定,也伤害到了欧洲的利益,但是欧洲与美国从历史渊源、经济、政治制度方面都联系紧密,加之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大西洋主义者’不断影响欧洲,所以欧洲与美国仍在同一阵营。”

但是,根据尼尔·安德森判断,一旦进入危机,美国和欧洲很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情况,欧洲国家的立场也不会一成不变。此外,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妨碍他们与美国保持全然一致,所以欧洲也会在具体协商中采取与中国合作的姿态。

反华舆论源于西方单边主义话语霸权

面对疫情引发西方的反华舆论及对大众的影响,尼尔·安德森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认为:“尽管欧洲国家彼此相似性很大,但各国的公众舆论形势却不雷同。”他说:“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会影响国民,媒体也会对大众产生影响,甚至‘操纵’大众的看法,这是因为西方媒体多为私营,占舆论主流地位,常常比公共媒体对中国的态度更具侵略性,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大众很难不受当地媒体的引导。”

但是,尼尔·安德森也强调:“西方媒体反华的舆论与这些国家政客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这些政客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社会对立起来,反对共产主义,指出共产主义代表缺乏自由和不尊重人权,这种话语特征从19世纪在西方发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国际话语霸权,目的就是捍卫西方国家的利益。”

尼尔·安德森指出:“任何来自西方的政治言论都有其解放功能和异化结果,个人主义、殖民史、西方文化优越性、反共产主义,这些就是具有异化作用的西方话语霸权根源,这些言论阻碍了西方大众客观评价中国的可能。西方国家之所以针对中国发动舆论战,目的也是加深西方大众的反华情绪,尤其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尼尔·安德森认为,西方话语权造成的意识障碍将很难克服,尤其是近30年来,这种单边主义话语权盛行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已经深深植入西方社会的大众意识。

在尼尔·安德森看来,特朗普也是此次国际反华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哪怕他无法连任,无论美国哪个党派上台,核心问题仍然是美中力量平衡,美国的对华策略不会发生改变。假如特朗普无法连任,欧洲与美国新一届总统只会加强合作,美国的影响力在西方舆论场中仍然强大,无法忽视,这也是美国软实力的表现。

未来中国如何与西方国家建立互信?

虽然西方国家单边主义话语霸权仍在,尼尔·安德森认为,西方大众舆论的立场也并非一成不变。他思考的问题是:“西方的舆论可能朝着对华更为中立的立场转化吗?”他的回答是:“这将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内政外交。”他强调:“由于习惯的力量,疫情结束后的世界不会与之前有什么不同,变化很难在短期发生,但疫情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以及各大洲人民所经受的隔离,都会对未来的年轻人产生深远影响。”

尼尔·安德森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环境是决定因素,法国及欧洲的年轻人只经历过新自由主义经济,他们现在面对的社会环境愈加艰难。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未来的大门已经被关上了,充满不确定性,他们也极易陷于不平等境遇,更容易受到生态危机及疫情的影响。因此,如今的西方年轻人与老几代人的想法都不同,他们对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会有不同的观念。”

这是怎样不同的观念呢?尼尔·安德森认为,未来的世界正面临着两大可能的趋势——对集体感受的唤醒,或是对个人主义诉求的放大。他强调:“让集体化的诉求高于个人主义的诉求,这将是未来最重要的挑战。”

在这个问题上,尼尔·安德森认为有一道“意识的墙”要被打破,也即欧洲人(包括年轻人)所受到的自由主义双重异化的思维状态,例如他们信奉的个人主义、反共观念,以及潜藏在西方精英意识里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观念。尼尔·安德森强调:“这种双重异化的思维更体现为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认为,中国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特权构成了威胁。”

尼尔·安德森指出:“西方人还无法接收的事实是,近五个世纪的西方统治历史(首先是欧洲中心论、其次是西方中心论)使得欧洲及北美国家的治理方式与亚、非、拉地区的国家治理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此,在尼尔·安德森看来,要想扭转这一失衡的历史进程、恢复并加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信,就必须采取一种能够促发西方人的集体感及互助理念的方式,保持开放,强化多边主义,反对社会不平等,包括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通过重建社会与社会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理念,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意识。

尼尔·安德森强调:“重要的是证明,不管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或经济领域,对立局面不是必须的,各国可以本着更为公平的精神,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削弱‘强者更强’的姿态,因为这并非是唯一支配世界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则。”

尼尔·安德森也承认,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并且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减少或消除“大西洋主义者”的影响十分困难——这些“大西洋主义者”正在刻意加剧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及军事矛盾。尼尔·安德森也回到了修昔底德,并认为修昔底德判断也符合如今的时代特色,正如他所指出的:“修昔底德在观察雅典与斯巴达的对抗时,强调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看到其霸权受到崛起大国威胁时,会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历史教训,也将会是中国与世界未来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责编:刘叶婷、杨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