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无韵之离骚”，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高地位，而且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几乎每个时代，日本都有一些文学家、汉学家对《史记》赞誉有加。如江户时代末期的汉学家南摩纲纪曾如此评价《史记》：“叙事精简，明如日星；行文灵妙，幽泣鬼神，为古今史编之冠。”当代小说家伴野朗则说：“这一生能与司马迁及其《史记》相遇，是莫大的幸运与快事。”

　　《史记》大约在8世纪传入日本。到了平安时代，《史记》已成为日本宫廷讲书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当时的天皇还常在宫廷中举办宴会研读《史记》。宴会上，天皇令文人墨客以《史记》人物为题赋诗，以助雅兴。当时的贵族诗人岛田忠臣，曾以《史记》中“毛遂自荐”的故事为题作诗：“赵胜知士早，毛遂出群迟。客舍三年默，荆楚一旦威。既挥升殿剑，终脱处囊锥。寄语他同辈，如何目击时。”

　　平安时代之后的中世，日本文学中出现了反映时代面貌的一种新题材，人称军记物语，是指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历史演义小说。其中大多浸透着对《史记》所载历史经验和杰出人物事迹的引喻、推崇和镜鉴。它对《史记》内容的吸收与创新，是《史记》在日本文学中形态及变化的典型反映。《平家物语》是军记物语的巅峰之作。该书记述了12世纪末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逐鹿争霸的历程，以平氏一族的荣辱兴衰贯穿始终。它对《史记》的借用或引用多达29处。其中，《烽火》《咸阳宫》两章直接以《史记》中的题材命名，引用了《史记》中“烽火戏诸侯”和“荆轲刺秦”的故事。

　　《烽火》一节中，平氏集团首领平忠盛向部下讲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典故。不过，作者对这一典故的评价似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在《史记》所录，着眼于为君之道，望后世之君以此为鉴；而平忠盛所述，旨在规范武士的行为，告诫武士要绝对服从主君命令，应以周幽王部下不听指挥的诸侯王为鉴。这种差异，由时代背景所决定。当时，以主从关系为纽带的武士集团，为加强战斗力，要求武士养成武勇、绝对服从等性格。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中世的武士伦理，是在吸收“忠孝节义”儒家伦理规范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与近世以后的武士道不可同日而语。以上例子不难发现，日本文学作品对《史记》并非一味模仿照搬，而是以自身文化与时代背景对其进行解读或重塑。

　　中世之后，仍有日本作家从《史记》中汲取营养。如明治时代的大文豪夏目漱石就曾表示，他是从《史记》等汉籍中“朦胧地懂得了文学是什么”。著名作家武田泰淳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评介《史记》，更慨叹《史记》所展现的人生苦难。这样的悲悯情怀，使作者塑造的司马迁形象有血有肉、宛然在目。

　　回溯《史记》在日本文学中走过的足迹，能感受它穿越时空的文学魅力和影响力。历经千年岁月，《史记》已深深植根并滋养着日本文学土壤，而日本文坛对《史记》的推崇与再创，也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日本文学中的《史记》投影，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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