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讯 《墨西哥报》日前刊文探讨疫情将以怎样的形式结束。文章指出，根据历史研究者的说法，疫情往往有两种结束的方式：医学层面的结束，即发生率和死亡率降至低谷；社会层面的结束，即人们对于该疾病的恐惧减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药历史研究员杰里米格林表示，当人们问及疫情何时结束，他们通常是提问从社会角度上的消亡。

2014年埃博拉疫情暴发之际，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苏珊医生发现，因疫情而产生的恐惧可能发生在没有疫情的情形下存在。最初几个月里，传染性、致死率双高的埃博拉病毒造成了西非超过11000人死亡，而随着疫情缓解，并在爱尔兰从未出现病例的情况下，公众集体恐慌却仍是显而易见的。“置身于公共场合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焦虑，而对于有着不同肤色的人们来说，仅仅坐在公交车上便会引起关注，一声咳嗽更足以令周遭空无一人。”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场疫情结束不久，在目睹医护人员不愿接收治疗一位来自疫情发生国的年轻男子，最终导致该男子死于其他疾病的事实后，她写道：“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积极地战胜恐惧和（对疫情的）无知，这种恐惧不仅可能严重伤害到易感人群，甚至还会对无疫情国家的民众造成不利影响。”

相反，有历史学者提出存在“疫情先结束于社会层面，后结束于医学层面”的可能，即使病毒仍处于人群当中，在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手段研究出来之前，不满于政府各类限制手段的人们倾向于自我提前宣布疫情结束。

一场瘟疫终结并不是因为它被打败，而是因为人们对于自身恐慌的状态感到厌烦，并开始学着与其共存。哈佛大学历史学者艾伦勃兰特认为，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应验了上述说法，“正如我们所见，在是否重新开展经济活动的争论中，关于疫情结束的问题不是由医学和公共健康数据决定，而是由社会和政治形势来决定。”

“在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的时期，人们疲惫和沮丧的心情随之产生，”耶鲁历史学者罗杰斯指出，“我们已经迎来人们只会说：‘够了，该回到正常生活’的阶段。”

为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墨西哥一些州政府选择挑战公共健康领域专家的建议，重新开放美容院、美甲店和健身房，逐步放宽疫情管控限制。“如今存在着一种冲突，那就是公共卫生部门聚焦于疫情在医学层面结束，而公众期待社会层面结束的冲突。”罗杰斯称，“这个矛盾不会迎来某一方突然的胜利，如何定义疫情的结束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和立场，但肯定地，这会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实习生 赵鑫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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