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巴黎12月17日电（记者 葛文博）今年是达芬奇逝世500周年，长居法国的比利时版画家、艺术史学家、美术评论家雷尔·维希肯（Karel Vereycken）近日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阐述其多年研究达芬奇绘画技法的心得，认为《蒙娜丽莎》一画同中国古代绘画技法异曲同工。

在他看来，许多人采用“欧洲中心”的视角将透视法归于西方独创和所有，这是错误的。维希肯通过观察中国古代尤其是宋代的绘画作品，提出中国才是透视法的先驱，后世包括达芬奇在内的许多欧洲艺术家的作品都能同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和技法产生共鸣。

人民网：您认为中国绘画如何启发了透视法？

维希肯：中国从公元6世纪开始，一些艺术著作不仅记录了文艺实践，也启发了更为活跃的绘画艺术。中国南北朝著名的画家、文艺理论家谢赫提出的“六法”，既要“气韵生动”又要“应物象形” 。宋代画家与书画鉴赏家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写道：“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这显然超脱了绘画的“技术”层面，升华进入了精神和道德领域。它突破单纯形制而追求由内而外的生命力，成为透视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人民网：这与达芬奇绘画技法有何契合之处？

维希肯：我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达芬奇，捕捉运动的画家》中就指出，这位画家渴望绘制运动、转变的场景。达芬奇非常认同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斯的名言“世上唯有‘变化’才是永恒的”。然而，要掌握的不是物体的形式或它们所处的时空，而是要掌握它们在变化过程中在给定时刻的外观，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产生变化的原因。

宋代苏轼在其《净因院画记》中提出，人类、家禽、宫殿、居室、器物、使用的东西，都有其经常所处的形态。至于山川、岩石、竹子、柴木，流水、海波、烟雾、云朵，虽没有经常所处的形态，但有其存在的本质。我发现，苏轼追求本质、重视变化的观念同达芬奇寻求运动的思路不谋而合。

唐代诗人王维在其《山水论》中更为详尽地阐述其对透视的理解：“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 对画面的空间、层次、疏密、清晰度等做出细致描述。这与达芬奇采用的“空气透视法”也完全契合。

人民网：这种契合如何表现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作中？

韦雷肯：除了形体的运动以外，达芬奇还试图表达一种“非物质的运动”，他将其分为五类。第一个是时间，因为它“包容了所有其他事物”，其他分别还有光、声音和气味的传播。在他看来，这些并非实体的运动恰恰使事物充满生机。

但是，如何描绘这种生机呢？仅凭借固定的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死死抓住形式不放，就如同费心捕捉美丽的蝴蝶却将其用钉子钉住制成标本，生命力就消逝了。雕塑家、诗人和画家必须在作品中制造讽刺、矛盾和模糊，就像伟大的思想家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所说的“中间状态”，以揭示潜在的运动和变化。

蒙娜丽莎的脸上就充满了神秘的“矛盾”：嘴巴的一侧微笑，另一侧微笑的程度略小；一只眼睛透出认真的眼神，另一只眼睛则透出愉悦；一只眼睛看着你，另一只眼睛则越过了你，等等。蒙娜丽莎的微笑难下定义，因为它恰好在“中间状态”。她是真的微笑还是哭泣？她的微笑能拥有这样迷人的力量，是因为她身后的风景更为迷人。这副画风景的透视更接近之前我们所述的中国画的规则，而不是彼时欧洲的死板规定。

在中国画中，水与山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普遍转变的象征，可以将不同层次的山、水、雾等联系起来。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中国画寻求与人类视觉经验相符的构造，不仅采用焦点透视，反而创造运用随着视线投射变化产生的散点透视。这种透视恰恰存在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中，在人物的左侧，视线位于鼻孔的高度，在人物右侧，水平线则升至眼角。这样打破常规的透视法，令我们感受到蒙娜丽莎鲜活的生命和活泼的灵魂，聆听着到画作与中国传统绘画穿越时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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