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重要判断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提出来的，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讨论。

一、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理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变”的根本点，或者说导致变化的关键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

（一）经济实力的变化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开始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对比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

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发展非常迅速。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00美元，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2005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2015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2020年有可能是三个日本的水平。40年前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2/30，到2018年已变为2/3。这恐怕就是理解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的基础。关于这个2/3，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即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就会发生深刻变化。二战以来的70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GDP达到美国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美国的2/3。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时，美国对其的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比远不如往昔，日本只有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人们今天热衷于谈论“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原因。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当我们讨论百年变局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必须提及，那就是技术突飞猛进及其社会后果。当今时代技术可谓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和消费各领域的连锁变化。技术发展和普及本身是一方面，在此我更想强调的是技术进步极大地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信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以及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正是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中。在欧洲，我们看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拉美，我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者”上台执政。201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谢伏瞻院长率团访问欧洲，在会见欧洲政治家和智库人士时，后者普遍都表达了对这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担心，对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势力在欧洲议会这一重要政治舞台上可能扮演关键角色而感到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关注度下降，即出现了所谓的“充裕性悖论”。鉴于人们往往更愿意听到或看到自己愿意接受的讯息这一天性，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关注度而精心编排节目、设计算法，推出各类极有针对性的讯息，以至于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可信。法国的“黄马甲”群众运动便是社会各阶层各执己见、缺少沟通进而相互误解的自然结果。2018年我去了三次美国，在交流时有美国人讲，美国应该把国名改为“美利坚分裂国”(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而不应该叫“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足见美国社会极化之严重。

（三）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变化是我们思考百年变局的第三个视角。人口结构可以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的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美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持续发展，区别仅在于程度比日本和欧洲要低一点而已。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始，比如中国。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运转与可持续性、政府债务水平乃至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社会消费储蓄与投资，甚至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偏好等等。

同时还要看到，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光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有人口爆炸。在非洲，在中东，在印度等地，我们都看到了人口爆炸。印度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以上，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会引发就业问题，印度15—29岁青年的失业率为30％。伊朗的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0％。随人口爆炸而来的是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对资源需求的巨大压力。

与人口年龄结构相比，人口的族群结构或种族结构的变化，可能对一国的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1970年只有10万穆斯林人口，现在则有1000万人以上。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更是超过了5000万。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估计，2016年全球人口为75亿，到2060年将达到96亿，其中穆斯林人口将从占全球的24％上升到32％，与信奉基督教的人口所占比例持平。穆斯林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西方很多政治家和社会人士的关注，这也是特朗普上台不久便颁布“禁穆令”的主要原因。今天，面对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经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的事实，考虑到五年以后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为非白人这一趋势，特朗普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入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族群冲突的极端情形便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所关注的议题——文明冲突。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亨廷顿设想了下一次世界大战将在什么地方开打以及交战双方。据他推测，下次世界大战将爆发于南中国海，对阵一方是基督教大家庭中的美国，另一方是属于东方文明的中国。在美国的盟友中有菲律宾，还有俄罗斯；日本先是保持中立，然后与中国一起对美作战。让人感到忧虑的不仅是亨廷顿的逻辑，更是不久前把中美战略博弈定性为“文明冲突”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

二、国际大变局对亚太区域合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百年变局对亚洲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在大变革时期，亚洲对未来世界格局以及人类发展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就亚太区域发展与合作而言，东亚主要国家同样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出了问题。两个这么大的国家，其中一个是实力迅速上升的国家，一个是既有的超级大国，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分歧、摩擦，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这需要时间由两个国家去慢慢化解。

在这种大环境中，身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至少可以做几件事，以便帮助本地区最小化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说，两国可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进程并尽早达成协议，以减缓或对冲保护主义逆风带来的不利后果。

中日两国可以联手的另一件事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目前看，进一步达成高水平的自贸协定有难度，但可否考虑三国先签订一个较低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协议，以显示我们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态度，至于那些政治敏感度高的内容，比如农业问题等，可以先搁置起来，暂时不去触及。不久前我曾和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到，中日两国可以先在工作层面建立起某种非正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经常性交流渠道，在双方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的地方，而后可升格为正式或官方的合作谈判。（文字整理：叶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宇燕、原文发表于《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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