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近期发布预测，维持欧元区今年1.2%的经济增长预期不变，下调通货膨胀预期至1.3%。随后，欧洲央行宣布，维持零利率至少至2020年夏季，并计划在下半年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普遍引发了人们对欧洲经济的担忧。

　　德拉吉任欧洲央行行长期间，为实现2%的通胀目标实施了两期欧版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在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向银行提供流动性，实施零利率政策，促使银行对外贷款，推动投资和消费，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在为欧洲结构改革争取时间的同时，德拉吉不断呼吁，货币政策已竭尽所能，欧盟委员会应在财政政策方面共同发力，通过结构改革实现欧洲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然而，欧洲国家的情况却日趋复杂。法国结构改革遭遇街头抗议，意大利放缓了结构改革的步伐。与此同时，德国和荷兰等财政预算盈余、平均负债率较低的欧元区国家，则素以“节俭”著称，无意为各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埋单。

　　究其原因，还得从欧洲南北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说起。据欧盟委员会一项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意等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立足于由公共部门和低储蓄所拉动的内需，而德国、荷兰等国的经济增长则依赖出口。欧元未流通前，法、意可不断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法进行“债务减计”，以此重新获得竞争力；德国和荷兰则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不断增加出口，同时通过保持币值稳定来保证储蓄“不缩水”。

　　欧元面市后，法国和意大利无法再通过货币贬值来重新获得竞争力，而德国和荷兰等国的出口竞争力却不断增强。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在南北欧间的差距不断加大。这种结构性的困境延宕已久，尽管欧洲央行通过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努力“放水”，也没能缓解这一结构性矛盾。

　　欧洲眼下面临的不光是内部矛盾，外部环境也比较艰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技术供应链受到威胁，经济下行风险增加，多国央行已经做好了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的准备，美国已经降息。欧洲经济增长由此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已经从2017年开始减速，2018年增长率为1.4%，预测今年仅为0.5%。

　　今年底，来自法国的拉加德将担任欧洲央行的新掌门人，来自德国的冯德莱恩将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法德作为欧洲一体化曾经的轴心，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掌握货币政策，一个能左右财政政策，两国能否携手解决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推动欧洲实现可持续增长，还需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 

　　《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14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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