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巴黎8月4日电（记者何蒨） 当中国人早已习惯用手机支付超市购物或出租车费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日常行为背后的重要意义。仅从移动支付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已经成功完成了数字经济转型的重要一步，而这在很多欧美国家还是相当陌生的举动。法国人尼古拉科林就是一位对世界不同地区数字经济转型相当感兴趣的观察者，同时也是一家名为The Family投资基金的创始人之一。这家投资基金总部位于巴黎，成立于2013年，关注法国及欧洲的初创科技企业，如今已在伦敦及柏林开设分布。仅从基金的名称——The Family（一家人）——来看，似乎就能感到某些与众不同之处。事实上，The Family并不只是初创企业的投资者，它更像一个充满社会制度改革前瞻性、同时不失务实精神的数字经济转型实验平台。

The Family的工作不仅仅是帮助初创企业获得资本，更重要的是协调欧洲公共部门和科技创新企业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事实上，尼古拉科林的初衷非常简单：他意识到，美国硅谷为全球数字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标版模式，被世界各地模仿，其中也包括欧洲，但如今20多年过去，欧洲却依然没有出现可与谷歌、脸书、亚马逊并肩甚至抗衡的大型数码科技企业；相反，与西方国家文化及制度截然不同的中国，却已经拥有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它们甚至能与美国巨头一比高低。这种现象让尼古拉科林意识到，欧洲国家有着特殊的制度背景，仅靠复制硅谷模式无法培养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而大型数码科技企业的缺失，无疑也会影响欧洲社会数字经济转型的能力。考虑到美国与中国已经在数字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走到了前面，尼古拉科林意识到，必须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甚至明确的指出，欧洲企业家及投资者都曾复制过硅谷模式，但这种情况从未获得过成功，因此The Family拒绝对硅谷模式进行生搬硬套。

欧洲人复制硅谷模式的失败结局

尼古拉科林指出，在法国及欧洲，数字产业领域受美国的影响很深，当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新兴数码科技企业时，很多欧洲人以为，只要复制硅谷发生的一切，欧洲也可以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想法未必没道理，汽车工业的发展就是见证，美国人最早开始生产汽车，后来欧洲人也开发出了自己的品牌。但是，当我们从实体工业走向数字经济时，就会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大概20多年过去，欧洲的大型互联网数码科技公司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如今，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仍在不断壮大，有些甚至有“独霸全球”的趋势，但欧洲始终无法培养出谷歌、脸书、亚马逊这样业务遍及世界各地的企业。

为此，不少欧洲人开始担忧，认为欧洲如果无法培育出本土的大型数码科技企业，欧洲经济就会越发衰退。正是在这样的焦虑之中，一些欧洲人开始采取行动，The Family就是其中之一。尼古拉科林与合作者们成立The Family投资基金的目的之一，就是扭转欧洲在数字经济转型中的不利局面。曾经有着丰富科技创业及行政管理经验的尼古拉科林大胆提出假设，认为欧洲的数字产业发展很可能会走与美国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如何才能找到正确的“欧洲模式”，还需要作出很多尝试。The Family 虽然是一家投资基金，但更像一个实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获选的初创企业聚集在一起，一方面以产品及服务的创新能力获得资本支持，另一方面共同探讨欧洲本土数码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之路，看看哪种方式最有利于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欧洲数码科技企业。

为何欧洲没有大型的数码科技企业？

在尼古拉科林看来，欧洲数码科技企业难以获得美国同类企业大规模成长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欧洲国家较为独立，虽然有欧盟存在，但各个国家各自为政，国家之间的语言及行政系统差异很大，这导致在巴黎、伦敦或柏林成立的数码科技企业，要想跨越国界进行扩张，首先需要解决行政上的很多障碍。其次，欧洲国家经济相对发达，生活水平较高，中产阶级强调舒适生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相比，欧洲人普遍没有那种急需解决问题的迫切感，这种迫切感在发展中国家及美国都很明显，美国尤其体现在医疗和社会保障领域。

大概在6、7年前，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开始吸引尼古拉科林的注意，他从中国案例中得到很多启发。尼古拉科林指出，中国的数码科技企业发展相当迅速，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与美国的大型数码科技企业竞争，但同时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环境与硅谷截然不同，他因此体悟到欧洲很可能代表了数字产业发展的第三种可能性。在尼古拉科林看来，要想壮大欧洲本土的数码科技企业，就必须首先回头看，深刻了解自身，确认在欧洲体制环境下哪些可以做，哪些行不通，不仅要了解硅谷，更要从其他国家获得启发，特别是中国。

两个“阶段”把握当今世界数字经济转型趋势

尼古拉科林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欧洲数字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的著作，他还是一份法国政府财政体系与数字经济转型报告的主笔。在他看来，世界上不同国家在经历数字经济转型时——从传统经济进入数码经济——往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这个国家要拥有成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型数码科技企业；第二个阶段，是国家的行政层面要能够积极理解、并介入数字经济发展，帮助并促进数码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尼古拉科林指出，只要观察不同国家在这两个阶段所处的位置，就能理解这个国家在世界数字经济转型中所处的地位，美国成功的满足了第一个阶段，拥有全球知名的大型数码互联网企业，但在奥巴马离开后，特朗普总统对公共行政机构支持科技创新不再感兴趣，联邦政府对数字经济的行政体制改革不再积极，因此并没有完成第二个阶段。相反，欧洲未能实现第一个阶段，也即拥有具备世界影响力的数码科技企业，但欧洲国家在行政制度创新上非常积极，与数字经济挂钩的税务制度改革就是很好的案例。但是，尼古拉科林更强调的是，对欧洲而言，如果没有大型数码科技企业的存在，仅仅推进制度创新，这对欧洲社会的数字转型是没有效果的。

正是在进行了美国与欧洲的比较之后，尼古拉科林认识到中国案例的特殊性，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好的满足了上述两个阶段，并且两个阶段同时进行，既有大型数码科技互联网企业的存在，也有政府制度层面上的积极参与。在尼古拉科林看来，这与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行政制度上具备更强的灵活性，如今已经普及的移动支付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中国数字经济转型的优势

近几年来，很多欧洲人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感到震惊，但由于欧洲相关领域的介绍不多，大多数人对中国数字经济的认知仍十分浅显。为此，尼古拉科林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与亚洲及中国数字经济同行交流，认识更多相关产业的朋友，同时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出版物、文章、报告及白皮书。在尼古拉科林看来，中国数字经济转型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几点：首先，中国仍是一个正在全力发展的国家，这种发展状态给予国民经济明确的指导方向，使得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发展的迫切性拥有共识。因此，中国社会的经济环境对科技初创企业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从政府到创业者，大家都会主动解决问题、创造价值，企业家及投资者都渴望获得成功，这种对发展的迫切需要形成主流意识，赋予社会极大的活力，推动企业家前进。

此外，尼古拉科林还指出，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非常重视，并给予大量支持，当政府发现某些数码科技能够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时，就会立刻投入大量资金，促进新科技大范围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尼古拉科林看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曾采取积极措施，支持科技发展解决社会问题，但这一传统如今已不复存在，硅谷的发展模式可谓与政府区隔，甚至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当今西方国家的整体趋势是对政府角色的“妖魔化”。在尼古拉科林看来，欧洲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不再雄心壮志，也不再会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大规模的解决社会问题。唯独在中国，企业和政府之间依然保持着发展连动性，在共识推动下，政府加大对数码科技的投入，这也有助于企业家去发展他们的事业。

欧洲模式：促发行政体系与科创领域的认知及共识

在了解美国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后，尼古拉科林将目光转回欧洲，他强调：“我们应当从零出发，要想获得有利于欧洲数码科技企业壮大的形势，首先应当倾听并了解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更好的认知我们所在的环境。”尼古拉科林指出，我们以巴黎为起点，因为法国的环境就非常与众不同，在硅谷，科创企业可以享受与外部世界脱离、集中精力进行研发的状态，但在巴黎，企业家、投资者和咨询公司经常是融为一体的社交圈，这种共存状态迫使我们采取不同的行动逻辑，The Family就是要打造一个各类参与者融为一体的平台。

尼古拉科林还强调，法国与中国相似，政府的角色依然重要，并受到尊重，因此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较多。在法国，数码科技企业不可能不顾政府的介入独自发展，因此The Family 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政府与数码初创企业之间建立交流，将数字产业的影响导入行政体系。为此，The Family 的业务之一，是向政府相关部门深入介绍科技初创企业及数字经济的影响，促使法国行政系统对这一领域更新认知，当双发拥有足够相互了解后，就可以促成共识，加大投入，加速发展。尼古拉科林指出，从这一角度来看，The Family可能是欧洲少有的进行此类尝试的企业之一，这些致力于远离硅谷模式、开辟欧洲数字经济转型道路的创业者，无疑会随着行政体系与数字科技的交流深入，为欧洲数字经济转型带来新的制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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