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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机遇、挑战与建议

顾佳赟
2019年04月18日16:48 |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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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下,中国和柬埔寨各领域合作不断加深,两国关系维持在高水平运行。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将中柬关系评价为高度互信的好朋友、肝胆相照的好伙伴、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2018年1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柬埔寨,提出两国携手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为中柬关系注入新的内涵。新形势下,中柬命运共同体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时代挑战。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将成为成功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面临新机遇

柬埔寨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最早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之一。近年来,中柬两国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既为“一带一路”合作树立了样板,也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铸就了典范。2019年是中柬建交第二个甲子的开局之年,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两国政治互信稳固,领导人活动密集

近年来,中柬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2016年,柬埔寨坚定支持中国双边解决南海问题的主张,坚持东盟外长会联合声明不提及任何有关南海仲裁结果的字眼,粉碎了域外国家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的图谋。2018年,西方国家为迫使柬埔寨政府同意让反对党原救国党“还魂”参选,在大选前取消了对选举的援助,令选举组织工作面临物资短缺的窘境。中国及时捐助了一批设备物资,帮助柬埔寨政府缓解了困境。

中柬高度的政治互信离不开两国领导人的常来常往。在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先后成功访问柬埔寨的同时,柬埔寨首相洪森更在近几年保持平均每年2次的访华频率。2018年大选胜出后,洪森首相将2019年首访安排在中国。两国领导人高频次沟通交流为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政治基础,也加深了两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合作的理念认同。柬埔寨政府最初将“一带一路”倡议理解为中国的倡议,自己是为倡议提供帮助的参与者。2016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四角战略”对接的合作思路,得到洪森首相的高度认同。这说明柬埔寨政府对“一带一路”合作的认识正在加深。“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的倡议,也关系到柬埔寨国家发展大计。2017年5月,洪森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主动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很好地契合了柬埔寨国家发展规划。他还特别提出要推进“一带一路”与“四角战略”第三阶段以及工业发展政策对接。

二、两国经贸合作成果显著,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柬经贸往来日趋频繁,提速明显。2018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73.9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近1倍。中柬两国的目标是在2023年使双边贸易达到100亿美元。此外,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两国贸易深化发展的契机。进博会不仅为柬埔寨大米、腰果、咖啡等优质产品提供了展示平台,也为增加柬埔寨产品出口,平衡贸易逆差创造了机遇。

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政府制定宽松政策吸引外资。这为中国企业创造了商机,大量中企赴柬投资。截至2017年10月,中国累计对柬埔寨协议投资125.7亿美元,是柬埔寨最大外资来源国。中企投资领域广泛,既拉动当地经济,又惠及民生。截至2017年底,中资投产的11座水电站和1座火电站解决了柬埔寨全国85%的发电量,缓解了柬埔寨长期缺电的实际困难。同时,中企投资也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由红豆集团等企业投资开发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就解决了2万多人就业问题。

2019年1月,中柬发布联合公报,将交通、产能、能源、贸易、民生作为下阶段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合作的“五大版块”。两国经贸合作迎来更广阔前景。

三、两国人文交流深化,亮点频现

近年来,柬埔寨政府加大吸引中国游客赴柬旅游力度。2016年初,柬埔寨发布《2016—2020年吸引中国游客战略》和《为中国准备》(China Ready)白皮书,在旅游宣传、语言服务、人民币支付、签证等方面向中国游客倾斜。优惠的旅游政策刺激中国赴柬游客数量一涨再涨。2018年中国赴柬旅游人数达160多万,较2015年增长1倍多。2019年是中柬旅游文化年,两国增进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将迎来契机。柬政府在2020年吸引200万中国游客赴柬旅游规划有望提前实现。

在教育领域,为帮助柬埔寨缓解技术、语言和高层次人才短缺现状,中国政府通过奖学金形式累计接收柬留学生逾2000人,每年为柬培训各类人才200余人,派遣近200名汉办教师和志愿者教师赴柬支持华文教育。今后,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培养柬各类人才力度。同时,中国院校积极探索本地办学路径。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无锡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共建西港特区职业培训中心,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与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合作建设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天津理工大学与柬华理事总会探索合作创办柬埔寨理工大学。国内多所高校还与柬埔寨皇家科学院探讨共建中国研究院。

中柬两国在医疗卫生、文物修复等领域也保持密切合作。中柬“爱心行”“光明行”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援建考斯玛中柬友谊医院、特本克蒙省医院项目先后开工。2018年1月,在顺利完成周萨神庙、茶胶寺援助修复任务后,中柬正式签署《关于实施吴哥古迹王宫遗址修复项目的立项换文》。修复吴哥古王宫遗址成为中柬两国考古研究和古迹保护合作新亮点。

中柬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新挑战

2018年7月,柬埔寨举行第六届国会大选,人民党赢得全部国会议席,国内政局日趋稳定,对两国关系发展形成利好。然而,柬埔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很多社会问题日益突显。大选前国内激烈的政党矛盾也使柬埔寨政府一直承受西方国家的政治诟病和经济制裁威胁,这对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形成一定挑战。

一、柬埔寨社会矛盾日益突显

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柬埔寨人均收入水平已从低收入国家晋升为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物质生活有所改善。然而,由于法制建设、社会治理理念和能力都相对落后,突显出来的社会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较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冲突迫使柬埔寨民众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更在意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劳资、土地、环保纠纷层出不穷。由于社会制度局限,纠纷处置除了依靠当地权力部门外,还可能涉及一些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背景复杂,利益诉求各异,如沟通不当很容易在当地产生负面社会舆论,甚至引发示威等群体性事件。中国在柬投资行业包括能源、矿产、房地产、轻工业等,难免会触及社会矛盾。处理好此类问题是两国企业经贸磋商的重要议题。

二、西方国家利用关税对柬埔寨施以重压

第六届国会大选前,柬埔寨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重大波折。柬埔寨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关停美国之音、亚洲自由、《柬埔寨日报》等在柬西方媒体和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在柬分支机构,解散美国长期扶植的柬反对党救国党。这些举措招致西方国家连锁反击,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欧盟撤销柬埔寨“除武器外一切免税”(EBA)案。

近年来,柬埔寨对欧盟出口额持续增长,已超出其出口总额的40%。柬埔寨出口欧盟产品以鞋类和成衣类制品为主。制衣制鞋业也是柬埔寨工业的主导产业,每年创造超过10%的国内生产总值。经初步计算,若失去优惠关税待遇,柬埔寨出口欧盟产品每年将新增约7亿美元关税,将使其出口商品在欧盟市场失去价格优势,对其外贸行业形成巨大冲击。为此,柬埔寨与欧盟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拉锯式谈判。2019年2月,欧盟正式宣布启动程序,撤销优惠关税,这一动向加重了柬埔寨国内的疑虑和恐慌,也增加了柬埔寨政府开拓新市场替代欧盟市场的紧迫感。中国无疑是柬埔寨产品出口销售的理想市场。然而,中国市场要基本上替代欧盟市场消纳柬埔寨原本出口欧盟的大量产品,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欧盟市场需求和中国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包括制衣制鞋业在内,中柬有些产业和产品还存在一定重合。

三、西方国家在柬鼓吹“中国威胁论”

柬埔寨地处东南亚核心位置,陆路与越南、泰国、老挝接壤,海域濒临暹罗湾与南海交界处。冷战时期,柬埔寨就是美国为遏制中国而极力拉拢的对象。近年来,在柬埔寨人民党领导下,阵营之争日渐平息,中柬合作已成定局。尤其当救国党被解散后,西方国家失去了在柬埔寨攫取利益、对抗中国的政治抓手,转而通过散布“中国威胁论”混淆视听,分化柬埔寨民众政治倾向,挑动其反华情绪。如2018年第33届东盟峰会期间,《亚洲时报》网站以《站在新冷战中心的柬埔寨》为题向中国在柬埔寨国公省沿海建设项目发难,鼓吹中国将在国公省建设海外军事基地。这篇报道在柬埔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危机。美国副总统彭斯还专程向洪森致信表示抗议。尽管柬埔寨国防部乃至洪森本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援引《柬埔寨王国宪法》予以否认,但该话题已成为西方媒体不断炒作的话柄。

除此之外,跨境犯罪问题和因文化不适产生的社会问题等也都对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中柬命运共同体形成挑战,亟须采取措施,妥善应对。

关于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建议

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演变,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持续积累。新兴国家与守成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正在缩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压制中国力度明显增强。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趋势下,经略好周边对中国外交的意义更为重大,中柬关系的良性发展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起着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在迎接两国关系发展新机遇的同时,更应对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新挑战进行有效应对。

一、强化双边政策沟通与协调

2018年大选以来,西方对柬制裁不仅停留在谈判桌上,更转而进入实质性阶段,柬埔寨很快将面临政治经济双重钳制。西方对柬内政的粗暴干涉,既是对柬主权的侵犯,也会使东南亚国际秩序格局发生剧烈变化,进而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因此,中柬两国须强化双边沟通与协调。一方面,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国家发展规划对接,促进柬埔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及时掌握西方对柬制裁情况,评估可能对柬造成的影响与损失,必要时尽量避开重合产业,给予相应帮助。与此同时,中柬应加强在全球和区域各多边机制下的协调,严防域外国家裹挟东盟国家,通过多边机制对南海问题等中国核心利益进行挑衅。

二、推动建立中柬新型政党关系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首先要发挥好政党的政治引领作用。柬埔寨独立以来,中国与柬政党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政党交流不断,为两国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柬埔寨确立了“多党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多党选举制度成为柬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人民党是柬埔寨各大政党中深受人民信任的执政党。2018年,人民党的党员人数已近柬埔寨总人口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人民党虽然在价值取向和政策选择上存在差异,但是在政治稳定、国家繁荣、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上却有共同的理想和使命担当,也有相互合作、互学互鉴的迫切要求。2017年,身兼人民党主席的洪森首相来华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时表示,“中共的治党治国经验对柬埔寨人民党启示良多,我们希望就此进一步深化和中方的学习交流,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和水平。”推动中柬执政党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将对两国关系发展形成有益补充,也将为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

三、注重优化中资企业在柬的社会宣传

柬埔寨社会交流语言主要为柬语、英语和华文,其媒体行业也主要由柬文、英文和华文媒体构成。受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影响,大部分柬埔寨人更关注柬文媒体和英文媒体,当地华人华侨更关注华文媒体。中资企业因考虑到客户群体等因素,更偏好在华文媒体开展宣传,较少通过柬文媒体或英文媒体发声,导致中资项目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贡献没能通过媒体平台充分表达给大部分当地民众,造成中资项目信息不透明的错觉。也因为如此,当地民众容易被涉及中资企业的谣言蛊惑和煽动。因此,中资企业可拓宽宣传渠道,与柬文、英文主流媒体建立联系,宣传项目信息。此外,针对柬埔寨民众偏好使用脸书获取信息的特点,中资企业可开设脸书账号,使用多语言发布和更新信息,通过自媒体形式把握宣传的主动权、主导权。

与此同时,企业还要提升宣传效果。柬埔寨媒体环境复杂多元,宣传措辞要考虑与当地文化的适配度和舆论环境的舒适度,使用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话语,避免因夸大辞藻而引起误解,给不同政治倾向和别有用心的媒体编造臆测空间。

四、对在柬中国公民和企业进行组织和引导

大部分中国公民都是抱着“中柬一家亲”的美好愿望在柬工作和生活的,但因缺乏必要背景知识和有效沟通手段,较难融入当地社会。鉴此,一是要鼓励在驻柬使领馆的指导下按照乡缘、业缘等类型组建各类商会、老乡会、学生联合会等,将在柬的中国公民和企业组织起来。一方面营造互助氛围,一方面通过组织各类活动,向中国公民传授和讲解与当地文化相关的知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和与当地民众沟通的方法,帮助中国公民融入当地社会。二是要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既要向柬埔寨人讲授中国语言文化,也要组织中国公民定期或不定期地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邀请两国专家学者讲座讲学,与中国公民进行文化交流。三是要鼓励中国企业主动承担当地社会责任,做好项目的环境评估,通过造桥、修路、建学校、增加就业机会、争取奖学金项目等方式提升企业和项目的附加社会价值。

五、进一步强化两国执法合作

部分中国公民在柬违法行为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海外形象。打击跨境犯罪存在侦查难度大、国家之间制度协调难等问题,双方要加大执法能力建设和协作力度。2019年是中柬执法合作年,也是进一步强化两国执法合作的良机。中柬执法合作应强化协同,提高效力。一是加强沟通,与柬埔寨警方在工作理念上形成认同,取得共识。二是设立专门项目,定期帮助柬埔寨警察部队培训优秀警力和后备力量。三是向柬埔寨警察部队提供必要的物资设备和人员技术援助,帮助柬埔寨警方提升警力。四是创新工作模式,组建由两国立法、执法、司法、外交、移民等多部门协同参与的联合工作组,探索有效机制,最大限度防范跨境犯罪案件发生。

结 语

新时代,中柬关系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领域,涉及政府、政党、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多层次,是新时代赋予两国关系的新内涵。两国本着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原则相互扶持,共同发展。中国在社会治理、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创新等领域有丰富经验,中柬两国可围绕这些领域有针对性地加强合作。

从历史上看,中柬关系发展是曲折的,不同时期面临不同挑战。如今,由于政治体制差异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两国合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这些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向柬埔寨施压,企图使中柬关系复杂化。这些挑战既是分离两国的拉力,也是凝聚两国的动力。只要两国以打造中柬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为合作前提,加强沟通,荣辱与共,共同施策,无论挑战来自内部抑或外部,终能妥善应对。

本文转自《当代世界》总第449期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责编:谭晓祺(实习生)、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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