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南方国家正在改变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发展中国家在备受争议的国际体系中的重新定位表明，这些国家既不愿充当主导者，也不愿被主导。相反，发展中国家重新定位的目的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要彻底消除贫困，抗击流行性疾病，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和数字化等。发展中国家赞同“世界上没有一种适合所有国家的‘最佳模式’”的观点。纵观人类历史，所谓的“最佳模式”已被证明，在它被输出到世界上其他地区时，就缺乏适用性了。所谓的“最佳模式”选择了某些国家强制执行其体制，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语言、知识等体系，从而使它们陷入困境。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出现的新情况，恐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的冷战时代更为严重。这对南南合作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种紧张局面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缺乏合作以及两者不平等的经济关系造成的。近年来，单边主义和“贸易战”愈演愈烈，极右翼势力抬头，从而导致稳定与和平形势趋于恶化。鉴此，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重要和必要。本文拟从比较的视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含义和实践进行分析，以体现这一理念的包容性特征。

西方视野下的全球范式转变

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关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一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自由民主是人类文明和治理的集中体现，正如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阐述的那样。第二种说法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崛起。这两种说法的核心要义折射出西方列强的衰落以及它们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企图。

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西方文明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先是将法国革命的成功看作是有效民主的起源，接着将冷战结束时出现的所有事件解读为自由民主的胜利。福山声称，自由民主是所有国家政府的最终形式。他最为著名的言论是：“没有任何一个体制能够替代自由民主。”福山在对冷战结束进行评论时，将自己的论点总结为一段话：“我们可能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抑或是一段战后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换言之，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从此，西方自由民主将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为了澄清自己的立场，福山放弃引用美国式民主，而是以欧盟为例，称欧盟“设法做到了在一个纯粹的主权国家的界限之外拥抱民主”。福山指出：“‘历史的终结’从未与具体的美国社会或政治组织模式联系在一起。继俄裔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启发了我的最初观点后，我相信欧盟相比美国更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个世界在历史尽头的模样。欧盟建立了一个跨国界的法治体系，超越了主权和传统的强权政治，这一做法相比美国人继续信仰上帝、国家主权和军队更符合‘后历史’世界的特征。”

福山的这一论调强调了他书中的观点，即历史始于法国革命（1789—1794年）后产生的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包括西方现代国家及其外围国家。然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自由政体的胜利，相反，冷战的结束仅仅标志着两极世界的终结和多极世界的产生。在多极世界中，多种政治体制可以实现共存。

亨廷顿后来反驳了福山提出的论点。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将出现长期的“文明冲突”。亨廷顿的观点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也将消失，全球性冲突将演变为文化冲突。亨廷顿认为：“人类很多重要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上的分歧和冲突。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角色，但是全球政治中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国家之间及不同文明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21世纪的头十年发生了席卷世界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在这一背景下，亨廷顿的论点可能被很多人认为是正确的。随之而来的在文明和宗教冲突框架下而非国与国之间进行的“反恐战争”进一步支持了亨廷顿的论点。但是，要想了解亨廷顿论点的背景及可持续性，必须首先解答以下几个问题：形成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核心依据或主要因素是什么？是关于在原有薄弱基础上建立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新现代国家的预言，还是从“文明冲突”中产生的全新的国家？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亨廷顿是否与福山一样，将其论点建立在西方现代国家最为优越的前提之上。

在回答上述问题时，需要了解亨廷顿对于自由民主的基础的分析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广泛传播。亨廷顿认为不存在关于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他认为，自由民主产生于西方经验，根源自欧洲基督教历史。此外，他还指出，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认为自由民主将传播开来并且植根于拥有不同文化的地区。至于自由民主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国家，则完全是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些实力相对其他文明出现衰落，民主思想的号召力也将随之消失。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世界将回到中世纪时期，不同文明将如同19世纪的各帝国那样相互结盟。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在亨廷顿的想象中，西方现代社会以外的文明无法形成连贯的团结同盟并且最终融入到世界体系中去？人们还想知道，为什么亨廷顿始终认为除了基督教，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具备创造一个免于冲突的新世界秩序。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非常简单，亨廷顿的想象力集中于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连贯的组织力量只存在于西方现代社会建构中。亨廷顿对南南合作及其他反对西方世界体系组织的斗争均视而不见，更不用说存在着另外一种文明或在北方国家以外的地方存在着有能力组织一个连贯的世界体系的人们的想法了。

跨文化交流与殖民主义

在能够确保外来文化价值观有益于当地社会的情况下，促进文化多样性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引进的价值观往往会对本国的统治者和基层民众产生影响，并最终成为造福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然而，在遭受殖民统治或其他形式的强加规则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往往会带有强加的性质。从强加的文化多样性中受益的人往往来自殖民宗主国，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受益的是宗主国本身。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变迁，这种具有压迫性质的文化多样性往往也会演变为主流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近期的全球化浪潮无外乎均建立在以上两类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外来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占据了舞台中央，并取代当地原有文化的首要地位。“新文化”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旧文化”，是因为人们认为“新文化”能够吸引各种资源，包括象征性资源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诸类资源。只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能发挥作用的引进价值观才有较高的价值。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崛起并进入国际社会的中心舞台，其结果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文化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广泛传播，并最终取代当地原有的生活方式。这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目的吗？很显然，中国的崛起及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将带来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但是，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会导致中国文化取代当地文化，有几个论据可以驳斥这一说法。

阻碍中国文化取代当地文化的第一个因素是西方殖民计划失败和血腥历史所带来的启示。历史上，殖民主义曾导致全球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殖民计划很快就以失败告终。其短命性质将说服中国不会接受任何殖民主义思想作为维持它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强大地位的手段。历史上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是一个倾向于制订长远战略的国家。自郑和（1371—1433年）下西洋以来，中国在历史上就从未有过征服和占领其疆土之外别国土地的兴趣和情况。此外，清朝覆亡后，中国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长期斗争，这一历史使中国不会向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方向发展。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许多项目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西方殖民计划所带来的问题和动荡。近年来，中国崛起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需要一个能让经济繁荣发展的和平环境。

新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的成功和吸引力充分说明了中国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都缺乏兴趣。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长期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殖民计划的实质和根本目的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谋求中庸或共识的理念与殖民计划的对抗性质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跨文明对话或文明间对话

用中国学者杜维明的话来说，中国的崛起引入了跨文明对话的概念。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视野”，“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树立了普世伦理的理想……达到了最高层次的自我意识……描述了人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单边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是错误的构想，它无法理解经济全球化，抹杀文化多样性。缺乏正义的自由，缺乏同情心的理性，缺乏修养的法律义务，缺乏责任的权利，缺乏社会团结的个人尊严，这些都不足以建立一个包含丰富和平文化内涵的持久的世界秩序。只有通过“文明间对话”才能形成对普世伦理的全面理解，这种理解必须建立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和强势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全球化的定义和进展有不同于以往的理解？杰弗里·塞胡梅（Jeffery Sehume）这样定义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全球化强调21世纪的主要特点是‘知识社会’，‘知识就是力量’。”在描述中国在促进全球化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时，应该补充一点：中国更看重的是所有国家均能从全球化当中受益，而不是利用全球化去强行干涉别国事务。201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在这次峰会上，中国承诺将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用于实施“八大行动”，这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仔细审视“八大行动”就会发现，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对非计划。中国并非要把自己弃之无用的东西甩给非洲，而是要向非洲转移技术，帮助非洲建设新的产业，防止非洲遭受污染等工业发展带来的弊病。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开篇就提出当今世界困扰多国领导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总结为“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习近平主席绘制了人类在整个20世纪所走过的轨迹，包括成功的和失败的。他演讲的中心思想是呼吁全人类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20世纪上半叶，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那一代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免于战争、缔造和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人民普遍觉醒，他们最强劲的呼声就是摆脱枷锁、争取独立。冷战结束后，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紧接着，习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响应人民的号召，在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2017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南南人权论坛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论坛最终达成《北京宣言》，这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以坚定决心维护和平与发展的能力。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证明了中国对全球化的理解和推进充满包容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这一思想指导着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务。作为一种生活之道，“中庸”思想主张，个人和社会应优先谋求共识，避免对抗。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显示出其对中庸之道这一思想根基的依赖。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强调自我修养、宽大仁慈、诚意笃实。在阐释中庸之道时，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曾指出，其目标是通过维持头脑的持续均衡状态以实现平衡与和谐。奉行中庸之道的人是在履行职责，绝无放弃之理。一个优秀的人应该时时谨慎、温柔教导他人，不轻视不如自己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进入全球舞台，原本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那些过去曾经犯下统治别国、迫害他人、排斥异己等罪行的人却有可能对这一倡议心怀恐惧。笔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该被理解为包容性的“新世界秩序”的出现。

结 语

西方国家在过去的500年里统治着世界，并且企图将其价值观拓展到西方世界以外的知识和文化体系中。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国家自行其是，凭借各种手段在全世界行使权力，引发了一波又一波野蛮的单边主义。现如今，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联合国，在猖獗的单边主义面前都失去了尊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该源自不对抗的原则。像中国这样崛起的国家将建立共识作为其核心价值，有助于人类进步。之所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代表着“新世界秩序”的成功和可持续性，是因为它消除了一个国家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宣布并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南南合作机制内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进、实施和可持续发展最为核心和突出的前提条件是，要允许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价值观体系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简言之，不能强行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接受别国的发展和生活方式。中国强调，有朝一日自己强大了，也不会去侵略别国。这是对“新世界秩序”作出的承诺，前所未有。中国不作西方现代社会的替代品，而是要与世界人民一道为人类谋进步。通过以上分析，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所倡导的双赢合作、相互理解、共同发展、和平共处等概念的内涵，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

本文转自《当代世界》总第449期

（作者系南非姆贝基领导力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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