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夫妇在维也纳的家中（图片：何蒨）

近日，记者专访了刚从北京回到维也纳的奈斯比特夫妇。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是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的代言人。20世纪80年代，他的《大趋势》一书一经出版便轰动世界，当时书中的预言——人类社会将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等——如今无不一一实现。1995年，约翰·奈斯比特结识了他的德国出版人朵丽丝，两人一同合作完成了《亚洲大趋势》一书。2000年，两人结为伉俪，从此一同旅行，一起研究，并将注意力投射到中国，至今共同创作了《中国大趋势》、《对话中国模式》、《大变革》等多部著作，十分看好中国的未来。

在维也纳一处清静的老式建筑顶层，奈斯比特夫妇在他们的家中接待了记者的来访。这是一个初春的上午，联排的大玻璃窗让阳光肆意倾洒进来。奈斯比特夫妇的公寓宽敞、简洁而充满艺术气息，夫妻二人收藏的现代艺术作品巧妙的点缀着不规则的空间，妙趣横生。约翰·奈斯比特已近90岁，当天他穿着天蓝色毛衣，银白色的头发与络腮胡在饱满的阳光映衬下，显得格外轻松幽默。朵丽丝一头干练精致的金色短发，搭配白色轻盈的衬衫，也与白色基调点缀着艺术品的公寓氛围十分相宜。由于正值中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之际，朵丽丝特意将网络上的相关报道打印出来，夫妻两人就西方看待中国的刻板视角做出了一些不同见解。

 政府报告展示中国领导人的自信

即便年事已高，奈斯比特夫妇仍经常访问中国，亲身体验这个国家的变化。朵丽丝指出，观察中国两会，重点不仅在于理解中国政府取得的成果，更要倾听报告中指出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领域。奈斯比特夫妇十分强调，关于中国的见解不能建立在情绪的基础上，而是要回归事实，每年中国两会发布的政府报告，正是检验事实的最佳时机。

朵丽丝强调，西方的问题在于看待中国的视角未必建立在广泛事实的基础上，因此观点具有一定程度的扭曲。此外，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导致不同政党往往需要证明另一个政党的弊端，才能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导致不同政党在治理国家时，目标往往并不一致，两党永无可能就统一的目标合作，从而分散了资源与动力。相反，中国两会提供了另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两会集结了来自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和委员，他们能够以共同的目标为导向，致力于改善国民生活条件，促进国家富强。

 中国的脱贫攻坚战赢在人心

约翰·奈斯比特对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成果使用了“壮观”一词来形容。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甚至是一个新方向，不仅激励了社会的发展，导向积极的结果，其影响力也波及社会方方面面。他强调，中国在扶贫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一点，是让贫困人口能够自力更生。约翰·奈斯比特举例形容：“西方人总问政府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在中国，人们问政府能帮助我做到什么，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后者更为积极主动。”奈斯比特夫妇尤其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方式能够带给受帮助者一种尊严感，这正是中国式扶贫模式的积极因素。

朵丽丝指出，他们在中国的贫困地区旅行时，常常和当地人聊天，能感受到这些人表达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信，相信自己的后代能进更好的学校读书，获得更好的生活。她指出，这种感觉好像向水中扔了一块石头，一颗小石子激起千层浪，影响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约翰·奈斯比特也强调，这就是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他强调，中国政府的成就，是在扶贫中赋予人尊严感，让他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境遇，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有价值的东西。

奈斯比特夫妇也指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选择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路径，中国政府并不仅仅依靠承诺来实现脱贫，而是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扶贫模式，这也是回应西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一种方式。朵丽丝表示：“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值得期待，我们也希望以积极的心态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的未来：渴望学习的青年人

朵丽丝非常关注中国年轻人的发展，关于中西方青年在自我成长道路上的差异，她认为重点取决于这种差异表现在何处。朵丽丝指出，经她的观察，中国的年轻人最关心两件事：第一、如何进入一所好学校，从而能够得到好工作；第二，如何找到对的人，一起建立家庭。所以，总结来看，中国年轻人的希望无非就是好工作和好爱人。奈斯比特夫妇指出，从这一点来看，西方的年轻人和中国的年轻人是一样的。但朵丽丝也指出，中国的年轻人虽然非常关心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排除代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外，中国的年轻人还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期待，这三重期待也会形成某种压力，形成中国年轻人自我成长和发展的特殊境遇。

但是，中国的情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奈斯比特夫妇指出，2000年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还很羡慕西方人，如今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普遍更加自信和满足，虽然中国的年轻人也渴望去国外名校读书，但更多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国工作创业。此外，奈斯比特夫妇也强调，中国的年轻人渴望学习。约翰·奈斯比特笑着形容，中国的年轻人总是处于“我能从您那儿学到什么？”的状态，而在西方，人们总是表现出一种“我们什么都知道，何必从别处学习”的姿态。奈斯比特夫妇认为，正是这种渴望学习的态度，赋予中国年轻人更多优势，他们积极好学，工作努力，他们关心如何前进，而不是如何减少投入，这就是中西方年轻人最大的差异。在奈斯比特夫妇看来，“渴望学习”正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也使得“学习型”社会充满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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