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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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们经由克罗地亚准备北上进入德国等国。 |
“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一个约莫30多岁、裹着头巾的瘦小女人,坐在一堆话筒和录音笔后面,面对着各种镜头,在一阵“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突然张不开口。“我……我叫玛里亚姆。我……对不起……”她紧紧压住胸口,英语并不流利。身边一名记者赶紧递上一杯水,大家都在静静等待着她的讲述。
此刻,德国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处“难民之家”内,一场小规模的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介绍在此生活的难民情况。
记者环顾眼前这栋住宅,在公共活动室的天花板上发现了一处破洞,透过它看见一段锈得发红的铁质水管。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怕在镜头前说错话”
两年前,玛里亚姆来到德国,已经拿到了合法的避难资格,作为居住在这里的难民代表,在这个由活动室临时布置的简易会场内,开始慢慢讲述。
“我和丈夫还有一双儿女都是巴勒斯坦人,但由于一些原因,我们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境外的某个阿拉伯国家,并且一直没有护照。后来我们所在的地区开始越来越危险,生活不下去了,我们设法逃亡。可是没有护照,哪里也去不成。”
这些年来,玛里亚姆一家一直都在逃难。当有记者问她从何时起四处避难时,她痛苦地摇了摇头,表示并不想回忆和回答。
玛里亚姆和丈夫只要有一点积蓄,就用在逃难上。“因为没有护照证明国籍,我们一次次被拒绝入境,在这个机场待10天,那个机场待3天,我们就这样在阿拉伯国家的机场之间辗转。”玛里亚姆回忆道,当他们滞留在埃及境内的机场时,曾有好心人帮着在各个国家航班值机柜台前询问,谁愿意接收这些难民。“我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安全一点的国家,但结果只能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间辗转,哪里也去不了。”
“你们没有试着到加沙地带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寻求帮助吗?”
面对提问,玛里亚姆突然激动起来:“我们曾经想去加沙,尽管那里也不太平,可至少有难民能够被安置的地方。但还是因为没有护照,埃及不给我们办理到达那里的通行许可。最终,我们进入某个阿拉伯国家,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可是他们只允许我们入境,拒绝提供任何帮助。我们已经一无所有,生活得异常艰辛。两年前我们听说,德国有可能接收没有护照的难民,便来到了这里。”
“可以具体说说你提到的阿拉伯国家的名字吗?”“你具体是如何抵达德国的?”“你会感激默克尔总理吗?你怎么看德国再次监管边境这件事?”“你现在是不是又怀孕了?想什么时候在德国开始工作?”“你现在一个月的零花钱能拿到多少?”各国记者们开始纷纷抛出问题。
玛里亚姆突然面容紧张,低头下意识地护住微微隆起的腹部:“我很感激德国,德国人很友好,他们接收了我们,给了我们再次正常生活的权利,不用再担心流离失所,我很愿意工作,我要工作,我为此每天都在努力学习德语,我丈夫也是。我们什么都愿意干,脏活累活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
“难民之家”新闻发言人苏珊·赫耳墨瑙搂住玛里亚姆安慰道:“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不用回答。”在玛里亚姆突然机械性地重复里,有着明显的害怕和慌张。
发布会结束后,我坐到玛里亚姆的身旁。“玛里亚姆,你在德国真的生活得开心吗?”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大儿子6岁,小女儿4岁,尽管一开始语言不通,但现在幼儿园已经是他们每天吵着嚷着要去的地方。我们每个月能有零花钱,能自由出行,能保证有尊严地生活。”
“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怕在镜头前说错话。”玛里亚姆真诚地看着我:“我真的不想说我是如何来的,也不敢说我每个月究竟拿多少钱,更害怕对政治做出评论。德语好难学,在学好德语之前很难找到工作。可我特别害怕被报道出来后,有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在为懒惰找借口,拖延着吃白食不想工作。”
此刻,我感受到的是玛里亚姆谨小慎微背后的无限惊慌。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政局稳定后回去”
尽管德国欢迎难民的态度一直较明朗,然而自从9月4日临时开放德国和奥地利边境以来,涌入德国的难民数量日以万计,让德国社会突然感到不安起来。
慕尼黑作为第一枢纽站,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收容难民的能力严重饱和,据德国媒体报道,已经有难民在学校体育馆或帐篷搭成的“第一收容所”里,为争抢食物大打出手;开始有人混入志愿者队伍,在难民下火车时投掷石块;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针对难民潮问题强调,战区难民的避难申请应当优先通过,但在德奥边境开放期间,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战区,如巴尔干地区的人们混入其中,希望搭乘战区难民的“顺风车”;由于大多数难民和玛里亚姆一样没有护照,其身份难以被甄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开始透露将让4000名成员借机混入欧洲……
“我甚至愿意当志愿者接难民到家里亲手帮助他们,但同样我不希望有人滥用我们的同情。”在莱比锡工作生活的拉尔夫告诉我,就在不久前,当莱比锡将要被定为继慕尼黑之后的第二个枢纽站时,几千市民走上街头,担心难民潮中鱼龙混杂,要求“有监管地输入难民”。
驾校教练迪尔克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柏林人:“我欢迎难民,毕竟战争来了,他们不能坐以待毙。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政局稳定后回去。德国自己本身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失业、养老……政府对自己公民的很多义务还没有尽到。”“你觉得他们到时候会回去吗?”迪尔克突然反问我,然后叹了口气,“我觉得不会。”
由于近来少数难民或者“假难民”抢劫、偷盗的消息频繁出现,如今走在路上遇到难民模样的人,人们会习惯性地避而远之。克里斯汀是一所高校的老师,她所在学校的体育馆被改造成了难民第一收容所。因为曾经被难民模样的人抢劫过,提起难民问题,她情绪激动:“我希望他们待在收容所里,不要出来。”
9月13日,德国政府宣布恢复边境检查,17日拟定了更严苛的新避难草案。难民在第一收容所的最长逗留时间延长至6个月,但期间不再会领到零花钱;遣返程序从6个月缩短至3个月,避难申请被驳回者,将不再被提前通知,直接被遣返;由于自身原因不能被遣回原籍的难民,将在德国得到工作禁令,并无法享受一切社会福利。
当庞大的难民数量让德国人渐渐担心能否“消化”得起、开始对难民的筛选变得严格起来时,玛里亚姆的惊慌便显得不无道理了。
“一半以上的难民是非法入境,所以他们害怕面对太多有关自己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对媒体开放难民房间、不希望媒体接触更多难民的原因。居民楼外没有类似‘难民之家’的标识,地图上也找不到对这栋建筑的任何描述,因为人们不希望被带着标签看待,更担心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们的言行会受到别人的格外注视。”苏珊·赫耳墨瑙告诉我,“德国的冬天就要来了,依旧有很多难民待在帐篷里,或者在缺乏保暖设施的居住地。尽管我们相信,一定能让所有难民在冬天来临前住到房屋里,但依旧需要太多的努力。”
我和玛里亚姆握手道别,离开前问她:“你为什么会选择住到这个‘难民之家’来?”玛里亚姆看着我:“是警察带我们来的。一年前,我们住在别的‘难民之家’,因为那里变得拥挤,警察便安排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的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选择。”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07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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