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至1945年期间，来自欧美、亚洲等30多个国家大约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图为1945年1月27日被苏联红军解放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景。 　　人民视觉

安妮·弗兰克 　　安妮博物馆供图

　　苟活，或者死亡，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没有第三种命运。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和日本为镇压异己和推行种族主义，建立了众多集中营，里面通常建有用于大规模屠杀和进行人体试验的毒气室、尸体解剖室和焚尸炉，数百万人的生命消逝于此，因此集中营也被称为“死亡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从达豪、毛特豪森到奥斯维辛——

　　“忘记邪恶就是允许它重演”

　　本报驻德国记者　郑红

　　只因过了“死亡年龄”，才幸免一死

　　“到达集中营的时候，我15岁。我们到了之后，一些穿着蓝白条囚服的被关押者过来接我们。等待我们的，是纳粹军官的甄别。”二战后，人们才逐渐都知道，这位幸存者所描述的场景就是，纳粹挑选他们认为“有用的”人留下，“没用的”人则被无情地杀害。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关押者跟我的目光相遇，他问我多大了，我说15岁。他说，待会儿他们问你的时候，你说17岁。”埃内斯特·格罗斯后来真的说自己17岁，也因为这样非常偶然地活了下来。而他的家人被指向了队伍的另外一边，随即被送进了毒气室。“我问那个跟我说话的人，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去哪里了。他告诉我，你的父母带着孩子，他们不能干活，他们去了另外一边，你看焚烧炉那里冒出的烟，那就是他们。”

　　15岁以下的犹太孩子直接进毒气室，这就是纳粹惨无人道的规定之一。

　　4月27日，在德国慕尼黑的“美国之家”，纪录片《解放者》面向媒体首映。3位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来到活动现场。如今80多、90多岁的幸存者，当年被运往集中营的时候才是十几岁的孩子。

　　达豪集中营位于慕尼黑西北约15公里，建于1933年，是纳粹最早建立的集中营之一，最早用于关押政治犯。在1945年4月被解放前，这里总共关押过约20万人，其中4.15万人被杀害。当美军解放达豪集中营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被关押者们好像“行走的死人”，成年男子的平均体重为40多公斤，境况惨不忍睹。

　　但是，与自己的家人相比，他们算是万幸。幸存者约施瓦·考夫曼说：“我们一大家人，只有5个人活了下来。”本·莱塞是波兰裔犹太人，他说：“我们被解放的时候，我离死可能也就差几天或者几小时。美军到来的时候，我跟我的堂兄弟说，我们被解放了。后来美军给了我们一些吃的，当天晚上，我的堂兄弟就在我的怀里死去了。”

　　时至今日，这些亲历者的叙述仍然令在场观众潸然泪下。影片中，达豪市民正在参观刚刚解放的达豪集中营，面对如此惨状，他们落下震惊而痛苦的眼泪。

　　每天必走的“死亡台阶”，夺去数万人生命

　　毛特豪森集中营建在奥地利林茨市附近的山上，十分显眼。“没有人可以说，不知道这里有集中营。这里的军官还和附近的老百姓举行过足球赛，赛场看台对面就是集中营的所谓病房区。” 在这里工作的讲解员马丁·卢格尔对本报记者说。

　　希特勒在毛特豪森建立集中营，是因为这里的采石场。奥地利境内共有50座集中营，连成一个网络。毛特豪森是一个中心集中营，被囚禁者从这里被送往其他集中营。这里总共关押过20万人，其中8万人死亡。大多数被关押者是东欧国家的“战犯”，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犹太人比例约为1/3。

　　任何观众来到这里，都会立即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压抑。虽然远处是依然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集中营里却只有寒冷、饥饿和拥挤之感。集中营的一边是纳粹军官的足球场、游泳池等娱乐设施，一边却是繁重无比、无休无止的体力劳动——被关押者要走186个台阶，把40至60公斤重的石头背上山，每天来回走大约16趟。如果因为体弱或生病不能承受，就只有被送到病房区的份儿，但那里并没有任何医疗救护设施，去了之后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记录显示，在病房区，人们的平均体重只有28公斤。也因此，这些台阶被称为“死亡台阶”。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奥地利境内很多集中营被解散，被关押者被集中到毛特豪森集中营。这导致这里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因为这个理论上可以容纳5000人的集中营被解放时竟然关押了2万人。1945年1月至5月间，这里有5万人死亡，占1938年修建以来死亡人数的大约1/2。

　　在奥斯维辛，每个月死者金牙竟达20公斤

　　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苏联红军解放时，里面共发现24公斤金牙。而在“死亡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数字更为惊人，纳粹从死者身上搜集的金牙每个月就达20公斤。那是纳粹的最大集中营，从1940年到1945年，被害致死者竟然超过110万人。

　　在苏联红军解放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出口处，记者询问几位参观者的印象。两名大学生说，在学校里已了解奥斯维辛的历史，这是第一次来参观，“我们觉得这段历史是悲痛的。时至今日，了解历史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仍然是鲜活的”。

　　来自美国的贝蒂娜参观后深受触动：“我看到了人可以对人做出什么非人的行为，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今天仍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战争结束已经70年了，很多当年的纳粹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然而纪念永远没有结束，幸存者的工作也不会结束。他们说，今生的任务就是，把过去的事情告诉人们，让人们记住历史。

　　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当年纳粹军官的住所如今已经被拆除，许多国家在这里建立为死去的同胞建立了纪念碑。在希腊的纪念碑上写着：我们不要忘了在这里被杀害的人们，因为忘记邪恶就是允许它重演。“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讲解的时候，常常把这里作为整个参观的最后一站。”卢格尔说。

　　

　　密室里的“浅粉色”故事

　　——重访安妮之家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张杰

　　步行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王子运河大街263号似乎与其紧邻的楼房没有太大差别。但如果走到楼的后院，就可以看到其背后还紧贴着一个三层小楼，如同一个背包。这个密室便是著名的《安妮日记》创作地，作者安妮·弗兰克与其父母、姐姐和另外4个犹太人就在这个密室中躲避纳粹魔爪，长达两年多的时间。

　　现在这里是安妮博物馆，也被称为“安妮之家”。在展厅里，有一本浅粉色格子的日记本，安妮用或潦草或工整的笔迹，记录了在密室中的点点滴滴，其中不乏一个女孩子特有的稚气。安妮在日记中写道：“我经常心情沮丧，但我从不绝望。我将我们躲藏在这里的生活看成一场有趣的探险，充满着危险与浪漫，并且将每个艰辛匮乏当成使我日记更丰富的材料。”她的父亲奥托在战后看过安妮的日记后感慨道：“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安妮。”

　　密室早已被纳粹洗劫一空。尽管曾有人建议复原密室中的物品陈设，但奥托却不同意用虚假的模型来代替那些记忆中代表苦难的原物。现在，门边上，还有几道深深的铅笔线，记录着安妮姐妹俩在密室里长高的过程，从上面的日期看，安妮在这段时间长高了13厘米。铅笔线的旁边，是安妮和父母一起制作的地图，显示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当年，每到深夜，躲在密室中的人们就一边偷听广播，一边在地图上标出盟军的进军路线，计算着自己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安妮1929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4岁时，因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举家搬迁到阿姆斯特丹。但好景不长，1940年，德军占领荷兰。为了躲避迫害，1942年7月6日，安妮全家躲进这个密室。安妮在日记中写道：“（那天早晨要躲进密室前）我们穿了好多好多衣服，就像要去北极一样。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谁还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走在外面？”“我都快要窒息了，可没有人问我感觉如何”是的，在纳粹残酷的统治下，又有谁在乎一个小女孩的感受呢？

　　1944年8月4日，躲藏在密室中的这8名犹太人被人告发，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搜查了密室，将8人全部送进警察局。当晚，曾帮助他们躲藏的一个叫米普的人，在这个一片狼藉的屋子里发现了安妮的日记。米普把日记锁在楼下办公室的抽屉里，她还指望安妮一家回来时将日记亲手还给安妮。但悲惨的是，8个人里，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撑到了二战结束。

　　奥托回忆说，他们被捕4天后，被送到犹太人的转送站——荷兰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同年9月，他们被押上从荷兰开出的最后一列运送犹太人的列车，目的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安妮一家所在的车厢里，关着70多人，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二天就有一大半人被送进毒气室，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全部被害。安妮只是因为刚刚度过15岁生日才侥幸活了下来。随后安妮和她的妈妈、姐姐又被送到附近的勃肯奥集中营，抵达当天就被剃去头发，在胳膊上烙上了囚犯号码。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罗莎在之后的采访中这样描述安妮姐妹：“两个小姑娘一个15岁，一个18岁，瘦瘦的身材，光着身子，没有了头发，可她们好像并不害怕，慢慢地走近那些坐在桌旁的党卫军……她（安妮）的脸上似乎没有愁云。她笔直地站在那里，眼光也径直投向前面。”安妮的母亲死在了这里，她们姐妹俩又被转运到德国汉诺威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4月15日，英军解放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但安妮没有等到解放的这一天——1个月前的一天，她和姐姐因患斑疹伤寒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尸体被扔进集中营旁边一个堆满死尸的大坑。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安娜玛丽亚·贝克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参观者来到这里，了解这段历史。博物馆特意保持了一种与安妮躲藏时的晚间光影效果。安娜玛丽亚·贝克说：“安妮在日记里写过，她们需要将密室里所有的窗户都遮蔽好，不能让外面的人看到里面”。不能被发觉的安静，以及对外界任何声响的恐惧，这些都在日记中有细致入微的描述，以至于刚刚出版时，有人甚至怀疑这本日记的真实性。但恰恰是这种身临其境的恐惧与体验，给了参观者直观的感受，让人们了解到二战时期犹太人的艰难，更了解到纳粹的残忍。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4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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